中新社电影回顾

方树勋

　　社史组同志要我谈谈中新社从五十年代开始拍摄电影的情况，本来不敢应命。由于年代久远，是将近半个世纪的事。特别经过十年内乱，许多材料无法找到。有一些影片自己也未参加。仅凭个人的经历和记忆,当会挂一漏万，不能描绘全貌。但社史组同志还是希望就我所知谈谈。为了当时曾为中新社电影作出贡献的同志留下一鳞半爪，我就不辞浅陋，略述如下：

　　中新社拍电影的来龙去脉

　　1956年，香港华文电影公司的主持人、爱国民主人士兼导演赵一山，因为想打开他们电影的发行市场，扩大影片的题材和内容，希望到内地拍风光纪录片。当时他找到中侨委办公厅联系。经中侨委领导同意，介绍他们给广东省侨委。同时由文教司文化处派杨建能同志前往协助，陪同他们到广东潮汕及海南岛等地，拍名为《月是故乡明》的风光纪录片。反映新中国成立后潮汕、海南岛的风光名胜、人民生活的新貌。片中穿插潮剧《陈三五娘》的片段和海南岛黎族、苗族自治州少数名族的歌舞。接着还拍了舞台纪录片《火烧临江楼》。

　　嗣后，赵一山要求中侨委能继续支持他们的电影事业，提出由于他们人力有限，希望侨委能组织力量拍片，影片由华文电影公司发行，以这样的方式支持他们。经侨委领导研究后，认为介绍新中国的风光文物，反映侨乡及各地人民生活面貌的纪录片，对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认识了解中国是有意义的，便同意这一要求。此事交文教司和中新社办理。最后主要由中新社负责筹划，按照当时廖承志同志关于影片应以爱国主义为方针，内外有别，调子要低，面向广大中间落后群众，在香港取得立足点，力争进入非建交地区及台湾，以期长期生存的指示，力求拍出适合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欣赏水平，喜闻乐见的影片。

　　白手起家 奋力拼搏

　　中新社不是电影制片厂，拍电影对中新社来说是新生事物。在电影工作人和器材等方面，是一穷二白。首先是解决干部和器材问题。

　　1958年，社领导从图片部调出吴岳搞摄影。因为吴岳在泰国时就从事摄影工作，擅长拍摄人像并获得好评。在这样基础上，搞电影摄影较易掌握。另外从社办公室调出谷雷鸣。谷在话剧表演上有一定的基础和才能。还从专稿部文艺组把我调出，主要负责编写剧本。或许是由于我在香港是曾参加过电影工作，还同《大公报》、《文汇报》一些对电影有兴趣的朋友一起从事过影评工作，和电影界人士有交往，对片场的情况也有些了解的缘故吧！

　　这几个人调集后，在吴江和谢石基同志的具体领导下，开始做准备工作。吴岳到潮汕拍《诗歌的海洋》，谷雷鸣跟赵一山一起，向他学习导演工作。我到福建采访，准备写反映侨乡新晋江(后改为福建风光)的剧本。以后陆续调来一些同志，组成电影队。到1962年止，电影队一共18人，名单及分工如下：

　　导演：谷雷鸣

　　编剧兼导演：方树勋

　　摄影：吴岳 孟虓辉 姜伟 李志平 伊铁士 李保定 翁启明

　　美工：庄志波

　　场记、剪接：江云钦

　　录音：梁忠宗

　　放映：侯祥英

　　联络：洪宁

　　会计：郭秀珍

　　资料：李兴业 杨兰秀

　　剧务：王永惠

　　因为拍出了不少影片，当时这支队伍被戏称为“十八条好汉”，可能是有点褒义吧！

　　电影队人数少，都未正式从事过电影拍摄工作，但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特别是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能完成几十部电影的拍摄，的确是经过相当艰苦的奋力拼搏的，取得的成绩可归结几点：

　　1、大家对电影这门新鲜的工作有兴趣，有破除迷信，敢于大胆探索追求的勇气。全心全意想把这工作搞好。长年在外，不怕艰苦，不计较得失，不追求名利，在所有的影片上基本没有署上真名。

　　2、在工作上没有经验，都是一张白纸，但白纸上可以画出各具特色的画面。大家都知道自己的不足，能够虚心刻苦的学习。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在实践上逐步总结出经验，从幼稚逐步走向成熟。

　　3、侨委、中新社领导的指示，督促和关心，并在影片编辑过程中提出意见。中新社领导了解拍电影的特殊性，给予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吴江同志能大胆使用干部，培养人才，为大家创造学习条件。他鼓励摄影的同志尽快熟悉和掌握机器，提高拍摄艺术和技巧。并认为适当交学费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胶片的消耗比例可能比正规电影制片厂多些。一次，孟虓辉在拍摄上报废了一卷胶片，吴江同志并没有给他处分，只是要求他认真总结经验，提高技术。孟虓辉很感动，刻苦钻研，很快就能独立拍片了。

　　此外，还送江运钦到制片厂学习剪接；让侯祥英学习放映。对担任导演的同志也安排到有关单位学习，从实践中取得经验。这样，各人都能较快地独当一面，负起工作责任。

　　当然，拍这么多影片，不全是电影队十几个人就能完成的。社内画刊组的王群青，图片组的沈鸣、陈秀全也曾给予协助。特别是王群青同志，对多部风光纪录片的完成，付出很大力量。许多风光片由他编辑和写解说词。他的解说简练，情景交融，雅俗共赏，耐人寻味。北京电影洗印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也热情帮助我们完成后期制作。此外，也和拍摄地区的各级领导、剧团及有关的负责人的大力协助分不开的。

　　风光纪录片和戏曲艺术片

　　1959年3月，谢石基、吴岳、谷雷鸣和我在广州联系拍片事宜。吴江同志和文教司司长肖林先后到了广州。肖林告诉我们：1959年的拍片计划方方副主任批准了，同意拍《新晋江》、《美丽的三江》、《新潮梅》等侨乡风光片。原拟拍十几部戏曲艺术纪录片改为若干部。还说福建叶飞省长支持拍《新晋江》。他还和广东省侨委主任黄声谈拍粤剧和潮剧的问题。吴江则谈在年内拍几部戏曲片的计划。二月份他和赵一山在无锡看了锡剧团梅兰珍演出的《碧血扬州》，认为演出水平不错，可以拍锡剧，但拍摄场地正在举办展览，需延后。所以要谢石基到杭州联系拍越剧《西厢记》，让赵一山、谷雷鸣一起去。吴岳仍回汕头继续拍《诗歌的海洋》，我也去汕头参加拍《诗歌的海洋》。同时，重点把到福建采访的《新晋江》(后扩大改为《福建风光》)纪录片剧本写出寄北京。就这样，拍片的工作就陆续启动。

　　从1958年到1964年，中新社电影队(后改为电影组)共拍摄了二十多部风光纪录片，八部舞台戏曲艺术片。

　　风光纪录片：

　　这时期拍摄的风光纪录片主要有《诗歌的海洋》、《故乡行》(福建风光)、《美丽的三江》、《北京漫游》、《万里长城万里长》、《芦沟桥畔》、《泰山南北》、《齐鲁英豪》、《西双版纳》、《末代皇帝溥仪》、《苏州姐妹》、《广西风光》、《四邑风光》等。

　　戏曲艺术片：

　　1959年到1963年拍的戏曲艺术片有八部：《西厢记》、《丝线姻缘》、《胭脂记》、《并蒂莲》、《云中落绣鞋》、《孟丽君》、《珍珠塔》、《姐妹易嫁》。

　　上述风光纪录片和戏曲艺术片，向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介绍祖国各地风貌和地方传统戏剧艺术，使关心新中国的观众，增强了向往祖国的信心。对那些受西方传媒歪曲报道蒙蔽的观众，起到释疑、破怕、潜移默化的作用。

　　历史的沉思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中新社的电影没有例外，经历了这场灾难的冲击。1967年，中新社的电影被没收、查封、审查。要追究拍电影的背景。把风光片说成是出卖祖国山河，被怀疑泄密。戏曲片则被批判是宣传封、资、修。其实，这些影片都经中新社、侨委领导和有关部门审查后才能对外发行的。当时从事电影工作的同志，都了解自己拍片的过程，没有什么秘密，心胸坦然。但对这场突然来临的政治风暴，也觉得心情沉重。当时侨委副主任方方和吴江同志，在被“批斗”时，主持拍电影也是他们的一项罪名。大家都感到困惑。对那种混乱的局面，不能理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被在黑暗中尘封多年的中新社早期电影，洗去不实的罪名，又能重见天日。

　　1978年，在京一些部门，纷纷向中新社借出戏曲片《云中落绣鞋》、《珍珠塔》、《姐妹易嫁》和一些风光片到单位放映。后来所有的影片都交电影发行公司保存。《云中落绣鞋》、《珍珠塔》、《姐妹易嫁》等影片，也经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放映。

　　长江后浪推前浪。中新社早期的电影已属过去。带着时代的局限，历史的印记；带着艺术上、思想上的某些不足；带着欢乐和伤痕；完成了当年的历史使命。

　　1978年，中新社机构体制恢复独立以后，又成立了电影部，还组建了以吴江为董事长的“南海影业公司”。在电影部和“南海影业公司”的努力下，中断了十多年的中新社电影重新起步。不但拍风光片，还拍摄了由凌子导演的《原野》；凌子风导演的《春桃》；韩兰芳导演的《精变》等受观众欢迎的故事片。

　　此外，还开创了和外国及台湾影业人士、港商合作拍片的业务。合作的影片有《龙的精神》、《北京故事》、《八千里路云和月》、《南拳王》等十多部。在港、澳、欧、美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放映，很受欢迎，颇有影响。

　　1985年，中新社电影部扩大为电影声像部，业务大为发展，拍出几十部影视片。

　　中新社采取与外国及港、台人士合作拍片的措施，同时拍出了多部影视片。体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号召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精神，反映了中国在“文革”之后新的社会面貌，使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及外国人士进一步认识中国的现实，吸引他们对中国的认同和向往。

　　社会在发展，世界面貌日新月异，我国也如此。相信中新社的影视会写出新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