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针、方面、方法

　　诸有钧

　　从1960年初秋季节跨入中国新闻社大门起，就踏上了一条对外宣传的不归路。这是一条令人兴奋、颇具吸引力的道路。一旦上路，就有一种责任感驱使你前进，让你“上瘾”。就这样，晃晃悠悠，匆匆地走了近40个年头。

　　40年的编采生涯，使我初步理解了对外宣传的方针，大体熟悉了对外宣传方方面面的内容，基本上掌握了对外宣传的方式方法。

　　初入行时，对于对外宣传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的理解，一知半解，非常肤浅。直到1986年到美国分社工作，对美国新闻社的所见所闻，使我茅塞顿开。在那个号称“自由世界”的国家里，专门司职对华宣传的“美国之音”，全部新闻性节目内容完完全全是对美国社会各方面的歌功颂德，没有一篇报道是对美国社会生活的负面报道。它们的庞大开支全部由美国新闻署提供。纽约有一家世界闻名的时报，它对世界各地的报道，批评性或攻击性的居多，连篇累牍。可是，唯独从来不批评以色列的黩武政策，在阿拉伯世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中，不管青红皂白，一概偏袒以色列，攻击阿拉伯世界。这是为什么！？有一位在该报工作的华人朋友告诉我其中的原因。他说，因为这家时报的老板是犹太人，不允许在他的报纸上批评他的同胞。原来如此，我明白了。所谓新闻自由，客观公正，是以利益为前提的。对我这个国家或集团有利，就让你自由报道，可以客观公正。相反，对我这个国家或集团不利的，对不起，免谈，不许报道。在“美国之音”和那家时报有人违背了老板的意愿，被炒了鱿鱼。

　　联想到我们的以正面报道为主的宣传方针，也是以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为前提的，无可厚非，完全正确。我们的对外宣传，目的就是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在世界上树立中国正确的形象，针对少数外国传媒的攻击造谣，以中国发生的变化和进步的事实，予以澄清，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解疑释惑。

　　在理解了正确的对外宣传方针以后，那么，用哪些报道去体现这个方针呢？从理论上讲，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发生的新闻都可以对外报道。但是，这是做不到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中国新闻社是中国对外宣传战线重要的一员。五十年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探索，我们的报道已经具有了自己独特的色彩。我们摒弃了面面俱到或者杂乱无章的报道内容，努力精心选择海外感兴趣的题材，呈现给读者。中国发生的重大的政治经济新闻，是绝大多数海外同胞关心的事情，应是我们报道的首选。通过这方面的报道，可以看出中国前进的步伐。在中国斑斓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不能捕捉到所有的新闻，我们只能有选择的地有侧重的给予报道。如海外注意的国内重要的地方，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发生的重大新闻；海外熟识的国内各界著名人物中发生的吸引人的新闻。两岸关系是全球炎黄子孙普遍关心的热点新闻，也是我社报道的重点之一，我们努力在这个报道领域中争得先机。体育，无疑是人们普遍感兴趣的领域，它的丰富内容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报道的素材。可以用这样四个字来评价我社的体育报道，即“渐入佳境”。国内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一度被划为禁区，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向前发展，对这类事件报不报道往往成为外界衡量中国是否继续开放的风向标。对这类事件的报道，是对我社采访报道快速反应能力的检验。我社在重大自然灾害、空难等方面的报道，是令人难忘的。

　　为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报道手法是中国新闻社的看家本领。现在，国内的对外宣传媒体多不胜数。人云亦云的报道，千人一面的新闻，是不会得到海外受众的青睐。我社的新闻必须努力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要求记者采写的新闻，从新闻导语到结尾，通篇都是新鲜的内容，是不现实的。反之，如果我们采写的新闻成了过眼烟云，没有给读者留下任何印象，也是失败的报道。1982年冬天，廖承志副委员长接见一批香港同胞，披露了中国政府对香港回归后将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这是当时中国领导人首次发表这样公开的谈话，意义重大。我在采写这则接见新闻时，突出了这个重要的内容。第二天，香港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则报道。在当今信息社会，我社每天的发稿量，平均已达百篇，比起20世纪60年代已有几倍的增长，这是必然的趋势。如果，我们每天近百篇的报道，每篇报道有一段有新意的内容，让读者过目不忘。我们的对外宣传就很了不起了。日积月累，就能起到潜移默化的效果，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社的对外宣是十分成功的。

　　丰富多彩的对外报道手法，源于深入细致的采访工作。而采访工作成败的关键是和被采访对象打交道。如果被采访对象接纳了记者，记者就能发掘出报道的内容，精心组织稿子。自从担任记者以来，采访过的各种人物成百上千，换一句话讲，也就是交了成百上千的朋友。20世纪60年代初，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当时，中国的体育还很不发达，中国队夺冠的将士们自然成为海外华人心目中的宠儿。我们也播发了许多相关的报道，对他们的采访从不间断，他们就成了记者的朋友。后来，有的人当上了中国体育当局的领导人，有的运动员成了著名的教头。但始终和我保持着密切的朋友关系。当时我们采访的归侨运动员较多，许多乒乓球和羽毛球归侨运动员成了终生的朋友。1994年我去香港工作，当时香港乒乓球队的总教练是我曾经采访过的归侨运动员，知道我喜欢打乒乓球，便专门送我一块他自己制作的乒乓球板，直到今天，我还珍藏着。通过与被采访对象交朋友，得益匪浅。他们在交往中自然流露的感情和鲜为人知的事情，成了十分重要的报道内容或报道线索，有的还是独家新闻。和被采访对象交朋友，切忌实用主义。要非常尊重他们，有一些谈话内容虽然很有新闻价值，他们如果不愿公开，就绝对不能公开报道。这样他们也会尊重你。相互之间的友谊就会与日俱增。有不少新闻线索，都是这些朋友主动告诉我的，使我大大拓宽了自己的报道视野。

　　除了和采访对象交朋友以外，对于经常接触的新闻界同行，更不能“文人相轻”，要虚心向他们学习，要不耻下问。总之，要把同行视为良师益友。人活在世上，朋友总是越多越好。作为新闻工作者，广交朋友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基本功。这方面做好了，工作就会受益。1987年，我在美国分社工作，有一天凌晨，一位台湾新闻界的同行突然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蒋经国逝世的最新消息。我立即报告了总社。也在当年，一位台湾同行问我，台湾有两位记者想到大陆访问，行不行？中国新闻社能接待吗？我觉得这是两岸新闻交往中的重大事件，立即同总社联系，并安排了两位台湾记者到大陆的路线。最后，台湾《自立晚报》李永得、徐璐两位记者终于成行，开创了台湾记者访问大陆的先河。

　　中国新闻社的自采新闻，是随着新闻业务的不断发展逐渐增加的。长期以来，由于国内大多数部门没法看到我社的对外报道，对我社的对外宣传工作缺乏了解。因此，在不少重要的领域，我们几乎没有采访的资格。比如，我国国家领导人重要的外事活动、全国人大的重要活动等等。有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内容适合对外报道，我经过反复交涉，终于允许只带耳朵，旁听会议，不发给文件。这怎么完成采访任务呢？正在我苦恼之际，有一位对我社对外宣传非常了解的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当着主办者的面说，你就把我的文件拿去吧！在这种情况下，主办者才给我相关文件。这只是一个例子，在许多领域，我们都是经过多少年的反复努力才争取到采访权利的。比如，随我国国家领导人出访的采访活动，本来不允许中国新闻社派记者采访。我们先从我国领导人在国内接见外宾的报道着手，将我社发出的稿件在海外华文报纸的刊登情况反馈给有关部门，久而久之，获得了他们的同情和理解，终于同意我社派记者随国家领导人出访进行采访。所以，我社的记者要非常珍惜得来不易的采访机会，严格遵守外事纪律。记者出国随领导人采访之前的外事纪律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一课，千万不要大意。

　　我笃信“天道酬勤”。只要是对外宣传所必需，我们就要锲而不舍地、不厌其烦地向被采访对象解释采访报道的必要性。诚则灵，总有一天会感动“上帝”的，让被采访对象接受你的采访，从而完成采访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