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今天的《人民日报》辟出特刊，缅怀历史。其中亦介绍了几位长征路上的外国人的故事。]

　　肖显社

　　他来自越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惟一的外籍将军，也是越南人民军中惟一的中国将军。他曾在黄埔军校受训，历经中国革命全程，并参与了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途中，多才多艺的洪水留下了闪光的足迹。

　　洪水原名武元博，又叫阮山。1906年10月1日，出生在越南河内的一个富裕家庭，为了探寻救国济世的真理，他曾赴法国学习和考察，有幸结识了胡志明和正在法国留学的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立志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

　　1925年初，应共产国际特派苏联专家鲍罗廷的秘书胡志明的邀请，洪水来到当时中国大革命的中心——广州，很快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大革命失败后，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在红军中任职。为表示同反动派势不两立、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他改名为“洪水”。

　　洪水军政兼优、多才多艺，曾得到毛泽东的特别赏识。为了充分发挥洪水的艺术特长，1932年1月出任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科科长兼政治文化教员。后又创办了红军工农剧社。就在此时，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对洪水起草的《工农剧社章程》提出批判，洪水因此背上了莫须有的“高级特务”罪名，并被开除了党籍。背负着“高级特务”、“国际间谍”的两大罪名，洪水踏上长征之路。

　　为了保护洪水，朱德、刘伯承等以加强长征途中的宣传工作为由，让洪水进了红军干部团直属队，并让他事实上担任直属队党支部委员，负责宣传鼓动工作。洪水不负众望，在遵义会议期间，掀起了新的宣传高潮。他以党的政治工作者和红色宣传员的高度责任感，带领战士们时而在街头演说，时而在广场表演，大街小巷张贴着他们书写的革命标语，城内城外回荡着他们教唱的红军新歌。红军指战员一扫往日的疑虑和低沉情绪，军心大振；当地群众耳闻目睹，认定“红军不是赤匪”，大批工农和进步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中央纵队党委根据洪水自长征以来的突出表现，果断撤销了对他的处分，恢复了他的党籍。

　　长征路上，洪水所到之处，宣传鼓动如火如荼。1935年6月，洪水所在部队第一次过雪山，他不顾空气稀薄、打着竹板，用尽全力做鼓动宣传。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洪水离开红军干部团，跟随朱德、刘伯承到左路军工作。当张国焘进行分裂活动时，洪水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并同张国焘面对面地进行激烈争论，因而被张国焘打成“国际间谍”，列入了捕杀名单。幸有朱德和刘伯承的巧妙保护，才免遭毒手，但却又一次被开除了党籍。1935年9月，张国焘下令“大举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洪水同左路军指战员一道，第二次过草地南下。在接连遭受重大挫折后，洪水所在部队被打散了。于是，他扮成当地老百姓，第三次爬雪山，过草地，一路上放过骆驼牧过羊，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1936年初走到延安。不久，党中央撤销了张国焘强加给洪水的所谓“国际间谍”的罪名，再一次恢复了洪水的党籍。

　　1945年8月，胡志明领导了越南“八月革命”，迫切需要大批军事干部回国工作。经协商，洪水回到越南参加抗法斗争。1950年10月，洪水第三次来到中国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1956年夏，已身患肺癌的洪水，向中共中央提出回国的请求。行前，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礼堂亲切接见了洪水。次日上午，国家给这位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一生的越南同志安排了专列，叶剑英元帅等有关领导亲往车站为洪水送行。

　　1956年10月21日，洪水在越南与世长辞。

　　王爱云

　　李德，红军长征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名字。他作为一名来自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不仅同中国红军一起亲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更是这一历史壮举的重要决策人和初期的主要指挥者。但正是由于他的错误指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并在长征初期付出惨重代价。

　　李德(德国名字奥托•布劳恩)，1900年9月28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1932年春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中国。奥托•布劳恩是在当年秋天到达上海的，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工作。由于共产国际驻华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迟迟未到上海，所以 “从第一天起”，奥托•布劳恩“就不得不作出军事上的判断和建议”，开始参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根据地。同年9月，奥托•布劳恩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瑞金，并开始启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

　　李德来到苏区，虽然怀有帮助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良好愿望，但是他错误的干预、指挥却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重大损失。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将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这个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3年和只有街垒巷实战经验的顾问，不问中国国情，不顾战争实际情况，仅凭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坐在房子里按地图指挥战斗，结果导致反“围剿”作战连连失利，致使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踏上了悲壮的长征路程。

　　长征初期，李德是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成员之一，他的军事指挥错误再次充分暴露。他一方面强调保密，对战略转移没有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一方面在退却中采取了消极避战、逃跑主义，使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损失惨重。

　　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1935年1月15日—17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刻分析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李德神情沮丧，拒不接受批评。遵义会议后不久，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而正式结束了李德、博古对红军的军事指挥。

　　此后的长征路上，李德虽然不再拥有军事指挥权，但仍然多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在1935年6月26日两河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李德明确同意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反对张国焘南下。1935年七八月间，红军大学成立，李德被派往讲授军事理论课。不久，发生了红军大学教育长、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拉拢红四方面军学员随张国焘分裂逃跑的事件。李德与李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坚持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是正确的，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队拉走。争吵中，毛泽东赶到说：“捆绑不成夫妻，谁愿意走，放他们走吧！”

　　1935年10月，李德随红军到达陕北。1939年8月李德离开延安返回莫斯科。

　　作为长征的亲历者，李德对长征给予了积极评价。他认为，“虽然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政治上看，仍然是中国红军的一次胜利。红军抵御了占有强大优势的敌军，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阵地和重重包围，给敌人以数十次打击和成百次骚扰。红军行程1万多公里，横贯12个省，翻过18座大山，渡过24条大河。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是中国红军——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队的全体战士伟大的勇敢、坚韧的毅力和革命的热情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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