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声明》将中日关系明确定位为“战略互惠关系”，这是两国关系思维上的突破，影响深远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也是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5月6日至10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受到日本朝野的热情接待。此次“暖春之旅”，被各方面解读为期待中日关系“永远是春天”。

　　胡锦涛主席此次访日，是继江泽民主席1998年访问日本10年后，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两个地区大国和邻国的首脑续友谊、谈合作、话未来，为中日关系交流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中日双方签署的第四份共同文件《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出，“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得到包括日本媒体在内的国际舆论的正面评价。

　　确立“战略互惠关系”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黄大慧等专家表示，胡锦涛主席访日及中日签署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系声明，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将巩固两国关系回暖的趋势，开启两国关系的新时代。

　　从“破冰”到“融冰”，到“迎春之旅”，再到此次的“暖春之旅”，受访的多位专家的共同感受是，形容词的“升温”反映了中日关系热度的持续递增，表明两国对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共同意愿。

　　而伴随双方关系一路走向恢复并有所发展的，是中日对于发展关系的冷静思考和更清晰的定位。黄大慧说，与10年前相比，中国和日本各自正经历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所处的地区和世界环境，也都发生了很大改变。表现为中国日益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经济上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平等对话；而且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负责任的国际形象更为突出。而日本一直为成为“普通国家”而努力，谋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其谋求发挥政治大国作用需要得到包括中国在内国家的支持。多年来日中所谓的“强弱”关系，正被“强强”关系取代，这是客观现实。日本国内学界也有类似看法。

　　与此同时，困扰两国政治关系和影响国民感情多年的历史认识问题，自安倍首相访华后，重要性退居次要。另外一个传统上横亘在两国之间的台湾问题，同样由于台湾自身政治生态的变化变得不再突出和紧迫。而在亚洲，中日都是东亚一体化重要的推进力量，地区的繁荣、稳定、和谐发展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在世界范围内，中日同样都负有一定的责任，也有一定的能力做出自身的贡献，比如在气候、能源、环保、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

　　因此，对于中日两国，重要的不是纠缠于过去，而是要着眼未来，放眼世界，共同发展。受访的专家特别指出，《联合声明》将中日关系明确定位为“战略互惠关系”，“战略”二字不同寻常。我们知道，日美同盟是日本对外政策的基轴，在此条件下中日从战略上考虑双边关系，可以说是十分重要的思维上的突破，影响深远。

　　正如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邱国洪所说，两国关系首次被定位为战略关系，这在中日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建立战略性双边关系，对两国来说并非易事。但实践证明，将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层面，更容易超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在政治理念、外交政策等诸多方面找到更多的利益契合点，不仅对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利，也对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有利。

　　增进互信与共识

　　5月7日，胡锦涛主席与福田首相举行正式会谈。双方一致认为，中日两国作为近邻，作为亚洲和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只能走和平、友好、合作之路。中日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进一步发展的新机遇，双方应共同努力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全面发展新局面。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这是继1972年、1978年和1998年后中日双方同意发表的第四个政治文件，是访问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在受访专家眼中，这个文件集中体现了中日关系的新发展，凝聚了双方的新共识，在继承迄今三个政治文件原则的基础上，确定了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指导原则。随后发表的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公布了为落实联合声明双方达成的70条共识。

　　中日双方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在两国经济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07年双边贸易额2360亿美元，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日本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日本对华实际投资金额累计达607亿美元，是中国第二大外资来源地。

　　黄大慧对本刊记者说，在强调互利合作方面，双方意见是一致的，因此即便是在“政冷”甚至“政僵”的时候，中日经济关系仍然保持了发展。现在则到了扩大合作领域、提高合作层次的阶段。

　　中日两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优势，可以实现互补。从中国国内来看，节能减排、建设新农村、发展信息技术产业等都是当务之急，在这些方面，日本有值得借鉴的经验。从日本国内看，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粮食自给不足、产业转型升级困难等问题，如果离开中国的巨大市场和人力资源，这些问题难以解决。

　　另一方面，中日之间在资源获取、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竞争和摩擦有所增加，双方区域合作政策差异制约了双边和东亚地区合作进程。对此，处理分歧和实现合作最好的方法就是沟通和交流。去年底启动的中日高层经济对话机制，为两国以对话解决分歧和共同规划未来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而面对世界形势发生的新变化，如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以及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和农产品价格高涨等，这是新形势下中日两国必须共同战胜的挑战，也是实现“战略互惠”的着眼点之一。

　　中日两国与东亚各国的经贸关系密切。中日能否积极协调步伐，共同合作，是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否成功的关键。亚洲经济的兴衰也直接关系到中日经济的发展。因此，两国应携手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做出更多努力。

　　培育两国民间的友好感情

　　胡锦涛主席6日下午抵达日本后，第一场活动就是在下榻的饭店先后会见了多批日本友人。特别是会见当年曾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积极努力的西园寺公一等多位日本友人的后代。8日下午胡锦涛在早稻田大学发表重要演讲，接着参加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日方开幕式，将中日青少年交流活动推向新的高潮。

　　此外，胡锦涛主席还在东京日本皇宫会见了日本天皇明仁；并会见了日本各主要政党的负责人；出席了日本主要经济团体举行的午餐会，并发表题为《共享机遇，共同发展》的重要讲话。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王泰平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国家间的交往强调“互利互惠”、“共同利益”，并不意味可以忽视民间友好工作，反而应更加重视。中日民间友好交流根深叶茂，是中日关系的一大特点。进一步扩大民间交往，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培育两国人民的亲近感，对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现在，相互间国民心理上都存在着某些缺失，相互了解不够，相互信任不够，甚至有许多误解和偏见，大力加强人文交流，改善和增进国民感情是当务之急。”王泰平说。

　　黄大慧也持类似看法，他认为，中日国民的情绪经常会受到一些偶然性事件的刺激，比如东海油气问题、“毒饺子”事件、在所谓“西藏问题”上的分歧等，都表明双方的互信度不够，因此很容易产生猜疑。那么，只有多交流，相互了解，也相互理解。

　　中日友好是两国之福

　　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金熙德认为，中日战略关系有这样一个结要破解：一方面，日本之所以迟迟不能摆脱“美主日从”框架，就是因为未能实现对华战略和解；反过来，日本之所以迟迟不能建立日中战略信任，就是因为在日美同盟问题上未能让中国安心。对日本而言，如何为21世纪的对美、对亚洲外交定位，特别是如何为对美、对华外交定位，将是其必须做出回答的问题。

　　在中日美三角关系上，黄大慧认为要有一个清醒和全面的认识。日美同盟确有防范和牵制中国的一面，但不完全如此。日美同盟是冷战的产物，当时主要针对苏联。冷战结束后经过几年“漂流期”，日美同盟加强了，不仅是防卫周边，而且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日本借伊拉克战争实现海外派兵就是一例，这和中国基本没有关系。

　　而且，日美之间的这种关系对日本其实也是一种牵制，比如美国在抑制日本“核武器冲动”方面的表现。另外，日本作为身处东方的“西方国家”，其融入亚洲的压力增大，和中国的依存度也在增大，这都是它不得不考虑的。这是它战略上的一个困境，而且回旋空间狭小。

　　受访的专家指出，不久前日本的一则民调显示，51%的被调查者认为应“对华强硬”。由此看来，日本要接受亚洲地区由日本一强走向中日两强，可能还需要时间。王泰平认为，重要的是日本能够丢掉冷战思维，调整一下“中国发展了，日本就会变弱”的零和心态，树立新的安全观，从积极方面看待中国的崛起。

　　黄大慧则指出，经验表明，日本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也会对中日关系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福田内阁的走向值得关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刘江永对此的看法是，福田所在的自民党仍保持众议院2/3以上的议席，所以目前尽管民调反映日本政局处于不太稳定的动荡时期，但不至于马上出现问题。

　　不管怎样，“中日友好是两国人民之福，中日交恶是两国人民之祸”，这是历史经验，也是两国政治家和民众都应当牢牢铭记的。(刘延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