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为何始自农村？农村改革的突破口，为何出自名不见经传的小岗？

　　打响改革“第一枪”的小岗，为何没有凭借改革的先发优势再立潮头？

　　被认为没有民主传统的中国农村，“泥腿子”们为何率先闹起了“海选”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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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认真思考、解剖这一个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时，农村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教训也逐渐浮出水面，并启迪着未来的中国改革实践。

　　启迪之一：民生为本，是突破桎梏的最强动力

　　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穷国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只有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为指导，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资借鉴，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曾被定义为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两大特征而难以撼动，这就注定了改革开放的艰难。

　　回首30年来走过的艰辛历程，中国式改革的主要内容，事实上是突破两个“一统天下”的过程：一是所有制形式上公有制的一统天下，二是经济运行上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

　　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为何选在了农村？农村改革的突破口为何选在了小岗村？这是一个许多人都十分关注的历史命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变革最容易从旧体制的薄弱环节获得突破。而小岗村恰恰是“薄弱环节中的最薄弱环节”：前一个薄弱环节是指农村，后一个薄弱环节是指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的地方。

　　小岗村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做法，显然有违以往人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但是，当一个地方为了“不饿死人”而做某种尝试时，它是最容易得到人们的同情与呼应的，因为吃饭是人类的最基本需求，有着天然的合理性，任何条条框框都难以束缚这种探索。可以说，类似吃饭这样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问题，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突破种种思想桎梏和体制束缚的最强动力。

　　严格地讲，乡镇企业的崛起和“民工潮”的涌出，也是观照民生问题的一个角度。由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土地再也容纳不了剩余劳动力，农民被城乡二元隔离墙“关在墙内”搞起了乡镇企业；“冲破墙体”进城打工。这两个现象的根源仍是民生问题。在“民工潮”中，因为农民工进城受到了种种“身份岐视”、职业排挤和不公正待遇，又引出了其中深刻的“民权”问题。

　　其实，民生所在，正是党心所系，政之所行，因为民生问题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命运休戚相关。古今中外，无数朝代更迭、无数政党兴衰，都在反复证明一个道理：重视民生，则国泰民安、政通人和；无视民生，则国覆民反、政息人亡。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饱含深情地讲道：要“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温家宝总理曾引用郑板桥这两句诗，来表达自己“行事思万民忧乐”的心声。

　　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理念，正在加速转化为执政党克服种种困难，突破种种框框，改善民生的各类具体行动。民生问题最薄弱处，正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突进方向。正是循着这个思路，才有了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的新战略布署。

　　启迪之二：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诚哉斯言！有人曾对农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创造进行了归纳、梳理，认为亿万农民有“十大创造”，而乡镇企业毫无疑问是继“大包干”之后的第二大创造。邓小平称其为农村改革中“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是“异军突起”。

　　乡镇企业像“大包干”一样，也是在风风雨雨的冲刷与阵痛中诞生的。没有中央的肯定与支持，就不会有乡镇企业的春天。

　　众所周知，华西村是发展乡镇企业的“招牌村”。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华西村为发展乡镇企业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曾经冒了巨大的政治风险。

　　上世纪70年代是个“以粮为纲”的年代。多年的实践，使华西村当家人吴仁宝痛切地感到，单靠搞农业只能维持温饱和简单再生产，农民要真正富起来，过上城里人的好日子，非得发展工业不可。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江南水乡率先办起了一家小五金厂。

　　为了保密，他们在工厂四周垒起高高的围墙，挂上厚厚的帘子，对外守口如瓶。就这样，小五金厂在隐姓埋名的十年中，为华西村创造了上百万元的利润，农民收入分配的一半来自这个厂。

　　在当时的环境下，华西村偷偷摸摸的做法，虽然让他们提前掘到了“第一桶金”，为后来的工业突飞猛进式发展做了一次成功的演习，但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充分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开始成为社会共识。吴仁宝认准的这条路才通畅起来，他们把小五金厂的帘子全部拉开，围墙彻底推倒，甩开膀子大干起来。到1990年，华西村工农业总产值就突破亿元大关，成为江苏第一个亿元村。

　　乡镇企业创造了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吸引了近两亿的农村劳动力，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位巴基斯坦领导人说，这是中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

　　除了包产到户、乡镇企业这些影响遍及全国的“大创造”以外，全国各地适应本地发展需要的各种创造又何止千万。在县域经济实力排名第一、被称作“华夏第一县”的江苏昆山市，改革开放以来，有多个全省乃至全国的“第一”：全省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全国惟一自费创办的国家级开发区、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关运作的出口加工区等。

　　正是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昆山这个在苏南第一轮大发展中错失发展机遇的地方，借助外向型经济的力量后来居上，名列全国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的榜首。

　　农民的首创精神，在每一个改革阶段都生生不息，在每一次改革的“破障”之时都显出它勃勃的生机。在眼下农村，当融资难成为制约生产发展的“瓶颈”时，安徽省近30个县的农民把村民自治模式“横向移植”进经济领域，创办了被称为“穷人银行”的800多个村民互助资金合作组织。这些“穷人银行”由政府财政扶贫资金与村民入股“合资”而成，实行“由村民民主管理、自主决策、共同参与、相互监督”的管理原则，在村民组内部形成一种利益共管机制，全体村民大会每人一票民主推选公道正派、有一定管理能力和责任心的由5至7人组成“互助资金”管理小组，内设的组长、会计、监督员各有明确分工，按程序办事。遇有重大问题，全体村民共同研究解决。这种改革新尝试在安徽农村基层正搞得红红火火。

　　启迪之三：上下互动，“两个巴掌才能拍得响”

　　提起包产到户的“专利”，多少年来人们都认为非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莫属，然而最近本刊记者发现：在纪念农村改革开放30年之际，全国一下子冒出来许多地方与小岗村争夺“知识产权”。有山东学者讲，山东一地先于小岗实行了包产到户。对于山东人的“争功”，浙江有人不干了，称浙江台州白水洋镇的皂树村更是先于小岗10年实行了“大包干”，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查阅历史本刊记者方知，他们的话也许并非妄言。据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杜润生回忆，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20%～30%的生产队实行过包产到户，但遗憾的是它们都没有获得成功。即使有个别地方像皂树村那样实行了包产到户，但因是偷偷摸摸的局部试验，在全国几乎没有示范意义，产生不了多大影响力。

　　真正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并把“大包干”模式推向全国的是小岗村，从这个意义讲，小岗并没有浪得“农村改革发源地”虚名，其他地方也用不着忿忿不平。“小岗经验”传遍全国的关键，是它得到了中央的认可，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它得到了关键性人物——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认可，并力排众议，大力支持。

　　对于这段历史，杜润生给予了极为深刻的独到见解：“一种关系大局的制度形成，需要有群众创新加上政治组织支持这两方面的因素一起发生作用。这就是为什么60年代有20%～30%的生产队已实行包产到户却未获成功，而80年代的改革就能风行全国，从而振兴了农业。60年代与80年代有着重大历史条件的不同，人们用上下互动关系描述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农村税费改革更是“上下合拍、合力而成”的典型。上世纪80年代末就在安徽省太和县“深度试水”的这项改革，虽然效果显著，但给基层政府运转造成的暂时性压力很大，面上铺开时遭遇重重压力。如果不是决策层的痛下决心，这项改革很可能被局限在部分地区，甚至会“胎死腹中”，农民负担过重导致的系列社会问题，会因此项改革半途废去而愈演愈烈。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英雄”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是万万不能忽视的，尤其是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小岗村的成功，就是因为它在恰当时候，得到了“英雄”般力量的鼎力支持。

　　苏南乡镇企业改制的最终成功，也是上下良性互动的结果。但遗憾的是，这种互动晚了好几年，错过了一些重要的发展机遇。

　　苏南是乡镇企业的发祥地，其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相对于过去纯而又纯的国有经济，具有明显的体制优势，因此它一出现便“异军突起”。但是，随着国有企业的不断搞活以及私营经济的迅速崛起，其“负盈不负亏”机制的弊端日益凸显出来，许多企业出现了“厂长在一个铁桶，厂长不在一个窟隆”的局面。1997年，有人甚至作出这样的比喻：乡镇企业好比“李闯王”进京，不知江山还能坐多久。

　　对于乡镇企业集体办的种种弊端，苏南的基层干部其实最清楚，他们也试图进行改革以突破重围。但是，每当改革涉及到产权制度，就遇到了重重阻力，不得不半途而废，因为有些人要继续扛着“苏南模式”集体经济优越性的大旗。

　　在曾被列为苏南“五只虎”之一的武进市，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乡镇1993年对全部乡镇企业作了资产评估，其中106家实行了改制，5家骨干企业未改。到1996年底重新进行资产评估时，前者净资产从改制前的8600万元上升到1.6亿元，翻了近一番，上交税收、规费及利润都增长50%以上；而后者净资产从2000万元下降到1200万元，损失800万元，经济效益指标全面下滑。

　　“早改制少流失，晚改制多流失，不改制要消失”。几年以后，伴随着思想观念的新一轮大解放，苏南上下才达成共识，形成互动，各地在改制中也开始由抛“骨头”到放骨干，以壮士断腕的气魄推进企业改制。张家港先后经历了三次改制，一次比一次深入。到2002年初，江苏省乡镇企业改制面已达95%左右，其中实行产权制度改革和所有制变换的企业也近九成。改制后，企业的兴衰成败都由自己负责，等于引进了“跳楼机制”，企业普遍由原来的“要我发展”转变为“我要发展”，企业效益也进入到历史上最好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