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1978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刚到立春节气，从北到南的一路暖阳已让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感受到某种异样的气息：

　　——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通讯。说的是安徽在省委书记万里的带领下，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其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生产队可以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

　　奇的是这一天该报的第四版几乎整版是邓小平出访缅甸的照片。

　　或许这只是一种偶然。但邓小平无疑读过这篇报道。此时，他正在四川与当时的省委负责人谈话，小平向这位负责人推荐了这篇文章，接着便去了尼泊尔。临走时他说：“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四川领导人心领神会，马上派人去安徽学习，仅仅两天后，四川省委仿效安徽颁布了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十二条”。

　　——极为特殊的七七届大学生在1978年春节后陆续入学，那枚白底红字的校徽给佩戴者带来了莫大的荣誉。就连仍陷囹圄的胡风的儿子张晓山也在邓小平的亲自关照下，终于在30岁时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这让更多命运多舛的年轻人看到了希望。

　　——3月的春天里，全国科技大会召开，郭沫若吟出了他此生的绝诵——《科学的春天》。此前，《人民文学》一月号刊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相继转载。昔日的“臭老九”首次作为正面形象堂堂正正出现在党报的报面。

　　——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是年，安徽出现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全省大部分地区10个月未下雨，一场大饥荒迫在眉睫。在省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时任省委书记的万里在会上说：我们不能眼看着大片土地撂荒，与其抛荒，不如把地“借给”农民个人耕种，多种“保命麦”以度灾荒。“借地度荒”的临时措施，掀动了土地公有制的铁幕，在肥西县山南区诱发了“包产到户”，继而才有了小岗村的壮举。那时，在农民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要吃米，找万里。

　　——这一年，新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顶住了来自党内外的重压，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1700万蒙冤者平反昭雪。

　　——这一年，有12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目睹并领略了外面的世界，感受到了世界经济的脉动。邓小平一人就4次出访，行程遍及8个国家。他在朝鲜对金日成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这就是1978年，冰河解冻，大地回暖。

　　然而乍暖还寒也正是早春的特质。在一部分共产党人的心头，还有一堆尚未解开的心结：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还在大牢里，彭德怀的骨灰还不能进八宝山，丙辰清明的天安门事件依然被冠以“反革命事件”，“两个凡是”的阴霾仍悬置在国人的头顶……

　　依然是这一年的春天，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总理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他总结了16个月来的工作，并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高指标。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薛暮桥从人民大会堂回到家中，竟捶胸顿足大哭起来。他边哭边说：“这是洋跃进啊，国民经济要崩溃了，国家还不思改革！”

　　这个洋跃进，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薛暮桥斟酌再三，提笔给中央写信。信中直指十年规划中再次出现的急躁冒进的现象，要求纠正建国以来20多年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特别是要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

　　这一年的5月11日，《光明日报》的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开始了一场划时代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并泾渭分明地划出“凡是派”和“实践派”两大阵营。这一大讨论，成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更是全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的思想先导。

　　于光远：我不清楚是何时、由谁首先提出要召开这个会和怎样提出来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几个人对召开这个会都有怎样的想法

　　1978年11月5日，邓小平与夫人卓琳前往东南亚三国访问。这是1976年以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东南亚。此次出行的第六天，他们前往马来西亚总理府拜见奥恩总理，彼此畅谈起国际形势。正是在那次会见中，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对外政策就是要延缓战争的爆发，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

　　而就在同一时刻，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的主席台上，华国锋的旁边没有邓小平的位置。今天，许多关心这段历史的人依然弄不明白，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邓小平竟然没在现场。

　　此时，陈云坐在会议室面朝主席台的席位上，他仅是一名中央委员，除此之外什么职务都没有。在一年前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否定了让陈云进入政治局的提议。但华国锋会前恐怕不会想到，这个无比喜爱评弹的中共老政治家会在此次会上做出惊人之举。

　　多年以后，于光远回忆说，完全不清楚那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是什么，也没有看到任何记录，“是何时、由谁首先提出要召开这个会和怎样提出来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几个人对召开这个会都有怎样的想法；不清楚提出召开这个会议后，在几位中央常委之间都经过怎样的讨论，最后又怎样做出了决定”。他希望研究党史的同志把它搞清楚。

　　至此，有必要对1976年10月至1978年的政治气候做一简单回顾：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政坛“左”的思想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两个凡是”便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以“学好文件抓住纲”为题发表社论，首次在全国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7年3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议题是，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部署当年的工作任务。华国锋在报告起草的过程中，指示写作班子要把“两个凡是”的意见加进去。

　　在那次会上，当提到“天安门事件”时，华国锋依然认定存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对邓小平的复出，华国锋提出要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为无论怎样，邓小平的问题是毛泽东钦定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强调：“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

　　对此，陈云向所在的上海代表团递交了会前写好的书面发言稿。指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工作是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陈云的发言稿没被允许刊登在会议的简报上。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的决议。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但“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依然杳无音讯。

　　1978年9月，当真理标准讨论的交锋愈演愈烈的时候，叶剑英向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开个务虚会，让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胡乔木：把党的工作重点由清查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在当时，就是三中全会以前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底，就很不容易

　　1978年11月10日，北京，晴。

　　下午4时，在京西宾馆，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群众团体、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到会。

　　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可容纳400余人。正面的墙上挂着描绘万里长城的巨幅国画，画的两边各有一条字幅，一边是“自力更生”，一边是“艰苦奋斗”，天花板上是8座大型花瓣式乳白色吊灯，后方是4根高大的圆柱。

　　与会者报到后，分别领到了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印发的分组名单。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不编入各组。整个会议按地区分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组，每组指定4个召集人。

　　这是国务院务虚会议和9月全国计划会议的继续，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国务院务虚会和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了1978、1979年经济计划和相关经济政策，而这些内容都需要经过党的全会讨论，最后做出决定。依照惯例，此前需要召开工作会议。

　　今天，翻开很多书籍文献都有下面这样一段话：“会前，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会议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一九七九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翻遍《邓小平年谱》，没有找到当时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内容，但却看到了另外一些重要的历史细节：

　　到1978年夏秋之交，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揭批查工作已经开展了近两个年头，许多地方、许多单位、包括军队内部一直还在持续着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揭批查，正常的工作很难展开。

　　1978年9月13日，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进入东北后，他马不停蹄地视察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然后又来到天津。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到处点火”，到处谈论的是关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话题。

　　10月3日下午，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邓小平说：“这次我在沈阳军区讲，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要区别一下哪些单位可以结束，有百分之十就算百分之十，这个百分之十结束了，就转入正常工作，否则你搞到什么时候。我们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总不能说什么都是‘四人帮’搞的，有些事情还要自己负责。”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提出工作重点转移，全党工作的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要从根本上转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这不仅意味着运动的结束，更意味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意味着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这对于华国锋来说，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从思想认识上，都很难接受。

　　胡乔木在1983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提到了这一时刻：

　　把党的工作重点由清查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在当时，就是三中全会以前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底,就很不容易。小平同志这时坚持要转到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党的中心任务，可以说是真正的开端，意义非常重大。我们不能说华国锋同志反对搞经济建设，但是他是不同意在那个时候实行这样一个转变的，他认为太早了，要继续清查。

　　在1978年11月10日下午的开幕式上，华国锋在谈到了此次会议的三项议程之后，说：“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指引下，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