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在胡锦涛主席“暖春之旅”成功访日后，中日两国面临着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难得历史机遇。温故而知新。在条约生效30周年之际，本刊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了条约缔结亲历者、中国前驻日本大使徐敦信。

　　记 者：1972年，中日已经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为什么还要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徐敦信：中日缔约是继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中又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事。如果说，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那么，1978年中日缔约，则是从法律上进一步巩固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使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日为什么要缔约?第一，当然是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第二，是因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日联合声明》明文规定，要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两国关系正常化既已实现，为什么还要作出缔约的规定呢?这就涉及中日两国二战前后的那一段历史。

　　自1894年甲午战争始，日本不断侵略中国，中日两大民族一直处于严重对抗状态，长达半个多世纪。特别是二次大战，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抗战，两国完全处于战争状态。经过长时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通常情况下，战后交战国之间都要缔结和约，宣告战争状态结束并处理各种遗留问题。但是，中日关系此后却经历了一段非常曲折复杂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奉行敌视新中国政策，致使两国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长达23年。而且，日本还同台湾当局于1952年缔结了非法的所谓“和约”。

　　经过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特别是1971年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日本引起极大震动，日本朝野上下要求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空前高涨，形成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以民促官”的局面。1972年田中内阁成立后，明确表示要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邦交正常化的机运日臻成熟。另一方面，日本右翼亲台势力仍负隅顽抗，执政的自民党内部也分成两大派。为减少阻力，挫败“台湾帮”的干扰，中方建议在日方确认“复交三原则”的前提下，采用发表政府联合声明的方式，宣告两国关系正常化。日方欣然接受中方的建议。所谓“复交三原则”，一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二是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三是“日台条约”是非法无效的，应予废除。关于战后处理的有关问题，包括战争状态的结束、战争责任、台湾问题、战争赔偿问题等，《联合声明》中都得到了反映，同时单列一条规定，双方将进行缔约谈判。

　　记 者：《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开始并不顺利，能谈谈具体情况吗？

　　徐敦信：确实如此。中日缔约谈判始于1975年初，就条约的内容而言，本可以顺利达成协议。但由于新上台的三木内阁不愿将《联合声明》中的“反霸条款”写进条约，致使谈判一波三折，进展缓慢。直至1978年8月12日才签署协议，前后历时3年8个月12天。其间，日方经历了三届内阁，中方也跨越了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缔约谈判在“反霸条款”上遇到困难，花费那么长的时间，其障碍除日本政局变化、右翼作梗等因素外，还同当时国际形势大背景直接有关。

　　20世纪70年代初，美、苏“两超”全球争霸愈演愈烈，并呈苏攻美守之势。苏联到处伸手，咄咄逼人。苏共领导将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引向国家关系，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竭力拼凑所谓“亚安体系”，对我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1972年初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发表了《上海公报》，双方同意将“反霸条款”(即中美任何一方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其他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写进公报。同年4月，中日双方也同意将此条款写入《中日联合声明》。此举在客观上形成了中、美、日联手抗苏的态势。当时苏联争霸气势正旺，它主动对号入座，称“反霸条款”就是反苏。三木内阁软弱无力，对内应对不了右翼干扰，对外害怕得罪苏联，致使谈判节外生枝，一拖再拖，迟迟不得进展。

　　记 者：在条约谈判的关键时期，邓小平同志发挥了关键作用，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徐敦信：时至1977年，中日双方国内政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方三木下台，福田赳夫取而代之。福田首相原本对中日关系并不积极，为此他在1972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败在田中角荣手下。现在他当政了，但中日已经复交，两国关系在各自对外关系中的分量也已今非昔比。福田不得不顺应潮流，表示要积极对待缔约问题。中国继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复出，这是我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国际上也引起广泛瞩目和积极反响。邓小平同志亲自领导缔约谈判工作，有针对性地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在围绕“反霸条款”和促成福田下决心方面，有许多精彩手笔。比如，他指出“反霸条款”的核心其实就是一句话，即不谋求并反对谋求霸权。也就是说，缔约双方首先自我约束不谋求霸权，同时也反对别人试图谋求霸权。从国际关系准则和联合国宪章精神来讲，这无可非议。它没有惹谁，也不针对谁；不想谋求霸权的人无需大惊小怪，而想搞霸权的人自然很不自在。福田首相在内外推动下，既想重开缔约谈判，又有一些顾虑。他向中方称，希望中方理解“日本要同所有国家都和平友好”。邓小平同志及时作出回应。他说，中日缔约本可顺势解决，三木首相单单挑出反霸问题，使不成问题的东西成了问题。要同任何国家都和平友好，可以理解，中国也是这样。反霸条款本身并不带来另一种性质，即不可以同另一国家和平友好。问题是有人横行霸道，实行霸权，难道也能对他和平友好吗!如果中国在东南亚或亚洲搞霸权，人家会跟我们友好吗!他说，福田首相不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过去和中国的关系，我们彼此都清楚，但是我们对此并不介意，希望福田首相同田中、大平一样成为我们的朋友。他还说，首相工作繁忙，其实这件事只要一秒钟就能解决问题，就是两个字“签订”。“一秒钟”的讲话很快传到日本，引起很大反响。实际上是传达了两点信息，一是中方对福田首相采取向前看的态度，二是等待他下“一秒钟”的决断。这对福田本人既是勉励也是鞭策，而对积极主张早日缔约的朋友则是很大的鼓励。

　　福田首相在此情况下，为使缔约谈判顺利进行，于1977年11月调整内阁，委任其得力亲信园田直为外相，福田派接班人安倍晋太郎出任内阁官房长官。这样安排人事，对外是为了同中方谈判，对内是为说服党内反对缔约的右派，表明福田首相为重开谈判已作好了组织上的准备。

　　中日外交当局正式重开谈判，1978年7月21日到8月12日，22天中举行了16场会谈。紧锣密鼓，短兵相接，难免唇枪舌剑，但双方都努力扩大共识。中方代表团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力求达成协议”的指示精神，十分注意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在谈判进入关键性时刻，福田首相决定派园田外相访华。8月6日晚，我正在办公室加班。当晚8时45分，日本驻华使馆堂之胁公使打来电话称，园田外相希望访华举行两国外长会谈。这是一个积极信号。我立即请示领导同意，直接电话报告邓小平同志办公室。秘书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信息，没挂电话就立即口头报告邓小平同志，很快答复“欢迎访华”。当晚9时15分，我电话复告堂之胁公使，对方既高兴又惊奇：“这么快啊!”因为前后仅用了半小时。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于1978年8月12日在人民大会堂签署。我全国人大和日本国会分别审批通过后，于1978年10月23日在东京互换批准书正式生效。

　　记 者：《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有何重大意义？

　　徐敦信：《条约》篇幅不长，但文字精练，言简意赅，意义重大。

　　第一，确认《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严格遵守《声明》规定的各项原则，从法律上进一步巩固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条约》是近代中日关系中第一个真正的平等条约，是当时两国关系的政治总结，也是进一步发展睦邻友好合作的新起点。

　　第二，双方承诺不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谋求霸权的企图，既是郑重的自我约束，也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与世界和平。缔约挫败了苏联当局的无理干扰，有力地促进了国际反霸事业。反霸条款的精神同当今中日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一脉相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第三，开启了两国高层互访的大门，为两国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缔约当年中日贸易额仅为50多亿美元，如今早已突破2000亿美元，2007年达2360亿美元。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和两国政府间资金合作也是从缔约后开始的。30年来，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累计约800亿美元，在海外对华直接投资中名列前茅；日本政府对华日元贷款累计300多亿美元，约占外国政府优惠贷款总量的一半，对我加速现代化建设起了积极作用。双方人员来往从当年的1万人次，发展到现在每年近500万人次，每天有1万余人来往于两国之间，每周航班达500架次。

　　记 者：邓小平同志亲自出席了《条约》批准书的交换仪式并访问日本，应如何来概括其重大历史意义？

　　徐敦信：今年适逢我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邓小平同志作为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应邀访日，并出席《条约》批准书的交换仪式，面向日本朝野各界做了大量工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十分注意考察研究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即将启航的改革开放事业汲取和借鉴了许多重要思路。比如，设定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提出建设小康社会人均800—1000美元的指标；引进先进设备，进口高品位原料，创建上海宝钢等。访日回国后不久，邓小平同志于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实际上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强调搞现代化要善于学习，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先进管理方法学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样讲不仅是高瞻远瞩，更是体现了非凡的胆略。

　　邓小平同志访日后不久，国内就指派20多位专家和经济部门负责人组团，赴日“蹲点考察”；又从日本聘请大来佐武郎等有实践经验的经济专家，来华当顾问。中日经济专家学者每年举行知识经验交流会。后来，我们有些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也是借鉴了日本的做法，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即扩大对公共事业投资，以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地增长。

　　当我们回顾中日缔约30周年这段历史的时候，再次感受到两国政治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和《条约》的强大生命力，也不会忘记福田赳夫首相在日本各界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为发展中日关系所作出的贡献。

　　记 者：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杨发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