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元的1995年版公交月票，到30元的2004年版公交月票，粮票、油票、工资条、彩票、选民证等，柯富海老人的100多件收藏品，在西花市大街南里居委会林林总总摆满了三面墙。这是一位花甲老人的“个人改革开放30周年展”。

　　粮票、油票，曾经是多少家庭“家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79年到现在每次银行利率的调整，曾经让多少人算计过自己存折的账面；是否还记得每年11月1日开始抢购冬储大白菜的日子……

　　柯富海的收藏只是一些普通老百姓生活中用到过的物件，谈不上珍贵，却用一个特殊的视角讲述着历史。

　　工资条记录收入涨60多倍

　　在柯富海“个人改革开放30周年展”的一块展板上，贴着密密麻麻的一片小纸条。细看之下，原来是老人的工资条。这些工资条整齐地粘在一本旧杂志上，前前后后总共粘满了20页。

　　“凡是我领到的工资条，都在这里了。”柯富海介绍。不过，这并非老人所有的工资记录。老人所在的北京起重机厂，直到1995年才开始用工资卡为职工发工资，也才有了每月的明细工资条。在这之前，老人领工资都是领现金。不过，在为自己办理退休手续时，柯富海特意从厂子的档案部门复印了一张自己的工资档案。

　　在这份档案中，记者看到，柯富海1969年每月的工资为32元，1970年上涨到40.5元。此后直到1978年，柯富海的工资一分未涨。“‘文革’那些年，工作干不干、干好干坏，全都是那些钱，好像也没人议论工资是多是少。”柯富海说。

　　1979年，柯富海的工资上涨到每月47.3元。不过，那时也没有实行按劳分配，还是大锅饭，按级别发工资。几年后，按钳工定级的柯富海最高拿到了每月108元，那已经是钳工的最高薪级——八级钳工。

　　这时候，厂子里也开始有了奖金。柯富海记得是3元、5元、10元三等。但直到有了工资条，柯富海的工资才真正体现出“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在他的工资条中出现了“效益工资”一项，也就是基本工资之外的奖金。而这个“效益工资”往往要多于基本工资。

　　2003年9月，是柯富海工作经历中工资最高的一个月，“实发合计1455.01元”。柯富海回忆，那段时间北京起重机厂搞了个“百吨吊车大会战”，他完成任务突出，光奖金就拿了900多元。

　　2004年，柯富海退休。他把自己退休金的领取单也复印了出来。第一年，他的退休金是每月1091元，现在已经涨到了每月1800多元，比他上班时的工资还要高，比他刚工作时的工资高了60倍。

　　惟一投资“损失”四分之一

　　像当年的大多数人一样，柯富海近乎固执地只相信银行存款，家庭收入除必要的开支外，全部存入银行。这也造成他对银行利率异乎寻常地敏感。在一块展板上，有他收藏的银行利率变动表，有从银行拿来的公告，有报纸剪报，从1979年直至今年10月30日的每次银行利率调整，都能在这块展板上找到。

　　这块展板上，还有柯富海收集的第三套、第四套和第五套人民币，并不完整，但对多数人来讲很熟悉。比较有意思的是夹在这些人民币中的一张10元面值的国库券。购买国库券，可以说是柯富海储蓄之外的惟一一次投资，而保存下来的这张国库券，让他的这次投资“损失”了四分之一。

　　那是1990年发行的国库券，年利息高达14%。柯富海说，国库券从1980年就发行了，虽然利息比银行存款要高，但他一直没有买过，主要是因为兑现周期太长。而1990年购买的国库券，多少有些单位摊派的意思，在宣传上也一直说“购买国库券支援国家建设”，所以他就买了40元国库券。当时他的月工资只有117元，这已经是将近半个月的工资了。

　　4张面值10元的国库券，被柯富海谨慎地藏在组合柜中。结果，在到期兑换时少了一张，翻箱倒柜也没有找到。直到2003年拆迁，一家三口从原来的小平房搬到现在的两居室，搬家过程中才在组合柜的缝隙中找回了这张国库券。已经过了兑换期，柯富海就把它当成了一件收藏。

　　由于一家人的收入、支出非常明确，柯富海还成了市统计局的调查员，每个月为统计局报家庭账单。这些账单也被柯富海一一保存。记者看到，这个三口之家每个月收入在5000元至6000元之间。柯富海说，家里挣钱最多的是儿子，每个月3000来元。

　　对股票、基金这样流行的投资方式，柯富海从来不曾参与。不过，他并不反对儿子炒股：“去年赚了不少，不过今年好像又给套了。”这也就是柯富海不炒股的理由——“有赚就肯定有赔，风险太大。”

　　三个小本决定生活质量

　　在一块展板上，并排摆放着三个小本子，灰皮的是《居民购货证》，红皮的是《粮食供应证》，蓝皮的是《居民生活购煤证》。

　　“别小看这三个小本儿，当年我看待它们比结婚证都重。”柯富海笑着说。它们是“票证时代”里居民购买各种食品、生活用品的有效凭证。比如《居民购货证》，凭这个证每个月每个人可以买一块肥皂、一斤芝麻酱、一盒火柴……

　　与各种“证”对应的，是粮票、米票、面票等各种票据。

　　柯富海展出了他收藏的一整版1986年粮票，整版共90张，面值45斤。这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数字。柯富海说，一般一个成人的定额是每个月30斤粮票，孩子则视年龄而有差异。多数家庭的粮票也就是刚刚够用。当时柯富海一家七口都是成年人，而且没有重体力劳动者，每个月粮票都能有富余。

　　那时候粮票和钱在食品流通中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钱表示购买的价格，粮票管着购买的数量。”柯富海介绍，“当然，没有粮票也能买到粮食，不过是‘议价’的，比有粮票要贵得多了。”柯富海家多出的粮票除了周济亲戚朋友，还曾充当过“硬通货”——尽管这并不合法。他用全家攒下的60斤粮票，从一个小贩那里换了一个大浴盆，一直用了十几年。

　　1986年的时候，粮店开始使用粮票代存卡——一种类似购物卡的粮票卡，粮票的流通作用越来越低。柯富海当时是工厂食堂的粮管员，于是就拿省下的45斤零散粮票，换成一整版的粮票，以做收藏。而此后直到1993年，粮票才正式停止流通。

　　说不完的30年生活巨变

　　各种票证的旁边，贴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一个小男孩正抱着有他一半高的大白菜开心地笑着。照片旁边，柯富海用笔写着：“大白菜曾经是居民的当家菜”。照片中的男孩是柯富海的儿子，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多少保留着一些大白菜当家岁月的记忆。

　　“每年的11月1日，准时开始销售冬储大白菜。”曾在后勤部门工作多年的柯富海对此记忆深刻，“放在以前，眼下的北京大街小巷全是排队买白菜的市民。每家都要买上几百斤。冬天存储这么多的大白菜也是难题，隔一段时间，就要把白菜垛倒一遍，择掉腐烂的叶子……”

　　这张照片下，贴着一张家庭聚餐的照片，一家人围坐在盘碗层叠的圆桌边。照片写明“现在的家庭餐桌丰富多彩”。柯富海说，自己的展览就想表现改革开放30年的变化，但是这样对比太过简单了，“也就是点到为止。没办法，光是餐桌的变化就不是一个展览能够说得完的。”

　　类似的还有交通的变化。柯富海展出了他家曾经使用过的公交月票，1994年时的学生月票票价仅2元。后来随着物价上涨，涨到30元，还是比较便宜。“那也没有现在的公交一卡通实惠啊。”柯富海说。现在他每天乘公交去公园，一个月也花不了30元。

　　几本已经卷边儿的北京地图也是展品。这并非收藏，而是不同时期为实用而买。在柯富海保留的最早的1983年版北京地图上，地图的边界只到三环，三环路还没有完工，很多路段用虚线连接着……而比较新的一本地图是去年的，柯富海说，这本地图又不适用了，好多道路、地铁线路都没有标上。

　　30年过去，回望时，沧桑巨变让人顿生感慨。展品或许有些琐碎，但多少人的日子就是这样琐碎叠加，平淡度过。柯富海也是这样。也正是因为他的普通，展览所展示出的巨变，才更让每个观者觉得温暖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