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1月11日电 澳门《新华澳报》10日刊文说，民进党就是逆反操作议题的能手，“三只小猪”事件被民进党搅得满岛风雨。类似民进党这样的“反噬”，令到国民党技术官僚动辄得咎不敢依法行政的例子还很多。最明显的事例，就是苏嘉全的“农地豪宅”事件。从全过程中的博弈，可见“农委会”投鼠忌器，不敢依法处理。
文章摘编如下：
台湾“监察院”前日举行会议，由财产申报处提出《还原三只小猪扑满事件真相及处理情形报告》，指出当时虽然是居于善意而主动电话提醒民进党，但却遭外界政治操作，引发“三只小猪”政治献金争议，让“监察院”“公亲变事主”，显然同仁缺乏对台湾选举文化与政治敏感度认识。“监察院”表示，要求相关单位今后于选举期间，执行政治献金业务，应考虑岛内选举文化暨政治敏感，更谨慎从事，避免遭外界选举操作。
这确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因为在台湾地区，由于蓝绿对立严重，政治利益多元复杂，任何议题都会被有心人士刻意操作，在扭曲其原意的同时反噬一口。因此，单纯技术官僚已难以适应，而必须多几个政治心眼，所谓既要埋头拉车，又要抬头看路。其实，延伸来讲，马英九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以为清廉自爱，不搞群带关系，就是一位好领导人。确实，在正常社会，或是没有政争的社会如瑞士、瑞典等，这是行得通的。但问题是台湾已是一个高度且绝对化了的政治社会，多元利益复杂存在并交织在一起，马英九的洁身自爱就变成从陈水扁的贪腐的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水至清则无鱼，不太适合台湾这个政治社会。
正因为如此，在台湾社会从政，就要小心翼翼，每端出一个议题之前，都必须谨慎评估，反复考虑，不要使之成为“七伤拳”，伤人三分却已自伤七分，或是“回力镖”，本来是要打击对方却是反打回自己。
民进党就是逆反操作议题的能手，“三只小猪”事件被民进党搅得满岛风雨，甚至搞成社会运动，还借力使力地发动了久违的小额捐款活动，就足以令人见证了民进党的逆反操作议题能力。其实，台湾“监察院”只不过是好心提醒民进党，不要因“三只小猪”而触犯法律，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因为按照台湾地区两个选举法律规定，不具选举权的人士不得参与选举活动。而选举权的最主要法定条件，就是年满20周岁，当然还有必须具有台湾地区户籍，及并非禁治产等。按此规定，那三胞胎小姐妹是不具选举权，“监察院”的好心提点，是正确的。如果是平时，“监察院”就完全可以“出手”调查。但问题是目前正处于选战状态，甚至议题都会被民进党拿来逆反操弄，咸鱼也要翻生。尤其是号称“新潮流战略之神”的邱义仁重归选战总部，以其连“两颗子弹”这样的诡计都可以祭出的作风，要逆反操弄“三只小猪”就易如反掌。
显然，民进党最初也是自知三胞胎小孩捐献扑满，是欠妥的，因而有民进党总部人士向“检察院”表达歉意。但后来却被操弄成“国民党政治迫害”。这就造成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台湾地区的法制被严重践踏。实际上，民进党不但不认错，相反还要变本加厉，发动更多的小朋友捐献扑满，这不是教唆无辜的小孩子公然违法，又是什么？其实，民进党本身就是在违法，收受不具选举权人的政治献金。这个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但是，民进党逃得过初一，却逃不过十五。因为在选举过后，“监察院”仍有权查处。即使是蔡英文上台，也不会停止。也是因为，按照“宪法“规定，“监委”是有任期保障的，6年一任，即使任职期间发生政党轮替，也不能“动”之。倘若“监委”们确是具有峰峥风骨的话，在选战热情过后，就不再投鼠忌器，是进行查处的时候了。而从“监委”名单看，其中有不少人就确是具有峰峥风骨者，而且部分人在担任“监委”之前，已在其原任职的学术机构届龄退休，无后顾之忧，相信不会就此被民进党所屈服。
看来，民进党也自知不是那么完全有把握可以“硬拗”下去。本月7日，当“内政部长”江宜桦前往“立法院”被询，答复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质询时就明确指出，“小猪扑满”在交给候选人的时候，若是已经投了钱，就算只有200元，就视为政治献金收入，就需进行申报。其它选举相关周边义卖商品的收入，也视为政治献金收入，也要依法申报。连“监察院”也不怕的民进党总部，这次却被“内政部长”震慑了，民进党发言人林俊宪、陈其迈随即召开记者会指出，未来每只小猪扑满回娘家后，都会依“政治献金法”相关规定处理。民进党未来下达动员令召回小猪时，都会请捐款人留下姓名电话等数据；就算是匿名，民进党也会填好收据，向“监察院”申报，都会照法律相关规定处理。这就显示，民进党也自知“三只小猪”事件是理亏的，选后“检察院”仍有权查处。
令民进党头痛的事才要开始！目前，民进党声称已收到10万个扑满，正在迈向15万至20万个。而撇除昨日之前所收回的10万个扑满，未有贴上载有捐献者个人资料，将来会成为违反“政治献金法”的事实证据之外，就算是今后的10万个扑满，民进党要逐一登记数据并呈报，其工作量就是极大且相当琐碎的，必会花费极大的人力物力。
其实，类似民进党这样的“反噬”，令到国民党技术官僚动辄得咎不敢依法行政的例子还很多。最明显的事例，就是苏嘉全的“农地豪宅”事件。对此豪宅的违法性，后来连苏嘉全本人也不敢“硬拗”下去。实际上，他被迫捐出豪宅，就等于是已承认非法。但从这过程中的博弈，可见“农委会”投鼠忌器，不敢依法处理。
实际上，“豪宅事件”是一直在“农委会”与屏东县府之间“踢皮球”的。负有关于农地政策之研疑及配合事项，及解答农民有关“农业发展条例”或农地管理利用相关执行法规之义责任的“农委会”，不敢依法宣布苏嘉全豪宅违法，而是一味以自己不是执法单位，只具有相关法规解释权，而将查处责任推给屏东县府。而屏东县长曹启鸿，虽是 “新潮流系”，却对属于“新系”死对头的“谢系”的苏嘉全伸出援手，拒绝对其豪宅进行查处，相反还要求“农委会”作出决定。
为何“农委会”不敢依法宣布苏嘉全豪宅违法？这是因为“投鼠忌器”。因为在台湾地区，类似的违法“农地豪宅”据说有20多万幢。如果宣布违法，那20多万幢“农地豪宅”都必须拆卸，必会惹起其业主群起反对。(富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