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定于2012年3月9日15:00在梅地亚两会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主题是“政协委员谈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全国政协委员钟秉林、张平、郗杰英、李和平、刘长铭、赵丽宏将出席并回答记者的提问。中新网届时将进行实时图文直播，敬请关注！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记者会现在开始。本场记者会的主题是“政协委员谈促进教育公平提高质量”，促进公平、提高质量是今年教育改革发展的两大重点任务，社会广为关注。今天我们邀请了六位全国政协委员与大家共同探讨这个问题。出席记者会的委员嘉宾是：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山西省副省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平先生。教育界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钟秉林先生，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先生，共青团界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郗杰英先生，教育界委员，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先生，民进中央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赵丽宏先生。

本次记者会时间1小时15分钟，请各位记者提问前先通报你的媒体名称。现在开始提问。

前不久方舟子质疑了韩寒的写作抄袭事件，韩寒是一个传统教育体制下的叛逆者，同时后来他又成为了广大青年的偶像，如今他又成了别人质疑的对象，我想台上有两位校长，我想请两位校长谈一谈您是如何看待韩寒这个教育体制的叛逆者。还有两位作家，请您二位谈谈您如何看待这位青年作家。谢谢。

谢谢记者的提问，上来就是这么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首先，一个人的成才有多种途径，学校教育只是方式之一，所以我对他现在的情况很关注，但是我不认为他是教育体制的叛逆者。

实在对不起，因为我对这件事情了解的不多。但是韩寒写的《三重门》我当年读过，我同意钟校长的意见，这也成不上什么叛逆者，从我做教育工作的经历来看，我觉得一个青少年，如果我们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鼓励他，按照他的兴趣发展，他可能在某一个领域里的发展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比如他在高中的时候完成了一部小说，我觉得有很多孩子、很多高中生都能达到这一点。在去年8月份一个高一的孩子有出版了一本小说，而且还有两个孩子现在准备出版他们的小说，他们写的都非常深刻。而且我认为一个15岁的女孩子，我说的我那儿的学生，她写的小说涉及到的人生的问题，我读起来，深刻的程度也不亚于当年韩寒写的小说。所以我认为一个中学生写部小说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社会说是真是假，我没有调查，我没有发言权。我认为学校能够给孩子提供这样的环境，我想在中国的青少年能出现各种各样具有鲜明特点的人才。谢谢。

各位委员下午好，我有一个问题请问各位委员，我们主要到一个现象，现在很多农村的务工人员带孩子进城务工的时间一般是在学期中，而学校基于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的考虑，他们根本不收他们的孩子。在当前产业升级，大批劳动密集型产业类型的背景下，大批务工人员将回流，农民工子女无法按时入学的现象也越来越多，请问几位委员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现阶段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我先回答一个关于韩寒的问题。一是我觉得这涉及到教育模式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看待一个学生，如果八门课他全部都优秀，他是一个好学生，然后进入重点学校，受到老师的表扬。如果一个学生只喜欢其中的三四门，这三四门很优秀，就说他是差等生，不好的学生，再就是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中这种现象非常普遍，这种模式我个人认为，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趋同，认为那种模式适合那里的学生，这里的模式适合这里的学生，我们不能以一种模式来判定这个学生好与坏，然后说他叛逆或者他是非常乖的一个孩子。另外，刚才这位记者说到，我认为现在农民工回流或者农民工去哪个地方打工，这是一个社会变化，经济发展的结果。过去我们打工带着孩子，现在是为了孩子打工，随着孩子年龄的变化或者年纪的变化，会不断迁移地方，这当然也跟我们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偏远城市，特别是西部经济快速发展有关系。像我们山西对这类孩子全部无条件接受，因为山西的教育情况是参差不齐的，有的情况好、有的情况差，但是均等的学校很多，所以这些学校随时都可以接收，但是像一些发达地区，像北京、上海接收就有困难。我认为作为政府应该无条件接收、不打折扣的接收，但是接收的过程中怎么样区别对待，这里面有很多是不是合乎法规，比如他在这个城市已经学到这个阶段了，到那个城市已经学到那个阶段了，还有一个衔接的问题，但是作为政府要无条件的接收。

我来自上海，韩寒也是一个上海的学生，韩寒的出现确实引起整个社会的一种思索，他当年就是一个“偏才”，七门功课不及格，但是他写作特别好，得了一个新概念的大奖，出了小说，最后成为影响力这么大的年轻人。这可以使我们反思我们的教育制度，但是韩寒使这么多的年轻人，有些年轻人有点无理性的崇拜他、跟随他、模仿他，我认为这条路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走得通的，你拒绝学校、拒绝考试、拒绝现在的教育，不可能每个人都能走到像韩寒这一步，韩寒提供了一种不可复制的榜样，这应该引起我们社会的思索。关于方舟子质疑这件事情我也在关注，但是我认为很难下结论。我相信韩寒当年的得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至于他后来在网上发表的言论，是不是有人替代他，我们都在看，到底是真是假大家都在看，但是韩寒这件事情可以引起我们全社会的思索，年轻人到底怎样成才，怎么成为一个真正有责任、有水平、有思想、有文化的人，全社会都应该在思索这个问题。

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2年教育经费将占GDP的4%，支出将会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但是在2011年中国内地普遍出现了校车安全问题，给很多孩子带来很多伤害。我想请问张平委员，2012年超过2万亿人民币的教育经费投入如何花在刀刃上，如何更好地拒绝教育经费的腐败问题？谢谢。

这个问题很大，我就说一下我们山西的情况。如果按达到GDP4%的目标，去年增加60多个亿，今年增加100个亿，增加100个亿对山西省这样一个中小省份来说是非常大的一笔资金，这个钱怎么用，全社会都在关注，省委省政府也非常关注。但是我们省主要是用在以下几个方面，刚才你提的很对，一是怎么用，二是怎么能用得更廉洁，让老百姓更放心。第一，我们的校舍安全工程提前一年已经完成，山西投入170个亿，加上各级各类、各级政府的资金一共投资300多个亿，我们超额一年完成了校舍安全工程。现在到了山西，最差的村子，最好的建筑还是学校，不管哪个村子、哪个校区、社区，家长最放心的地方还是学校。这是2008年以后，5·12大地震以后，山西从2008年就开始实行校舍安全工程，2009年国务院在全国实行校舍安全工程，我们是从2010年就全部实现校舍安全工程，70%以上的学校全部改扩建，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我们投入量非常大，300多亿。而且这方面我们系统的监督的程序是非常严的，我们省、市、县，一直到乡镇，每个学校，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同时介入，监理、制度单位，还有其他的建筑监理单位同时都介入，程序是非常严格的，这方面做的家长还是比较放心的，而且各地感觉到责任非常大，也不敢乱花，而且建立了责任书，谁建的，当时的校长是谁，如果十年、二十年以后这个地方塌了，确实是质量问题，还要追究他的责任，所以标准是非常严格的。

今年增加的100亿，比如学前教育，我们每年建200所公办学校，中等职业教育，我们率先实行全省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全覆盖，每年投入10几个亿。另外，我们全省资助体系已经基本建立。高校新区，大家觉得山西是一个煤炭大省，有钱，其实在2002年以前，山西的煤卖一吨款10块钱，那时的煤卖不出去、电卖不出去，那时我们的财政收入是非常低的，那时我们错失高校扩展的时期，现在我们的高校是最拥挤的时候，这几年财政收入加大以后，我们成立了高校新校区纳入了11个重点院校，成立了高校新校区建设，所以我们这些钱陆续花到最需要的地方。同时，我们的检察厅、纪检委，包括我们很多领域里领导组的组长是省长，常务副省长是副组长，我只是副组长，我们一是领导很有力，二是监管非常严，三是让老百姓直接参与，基本上还是比较放心的。另外，如果有问题我们坚决惩处，我们这几年已经撤职的校长有11个，有各方面的原因。另外，处理副校长以上的干部是117名。老百姓是可以放心的。

我“两会”期间也接受了记者采访。现在在新闻舆论界有一种乐观的情绪，把重点放到了增量怎么使用，今后占GDP百分点是不是要再提高。我个人的看法是，实现4%的目标任务还很艰巨。首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确保4%在今年要到位，这是我最关注的问题。其次，涉及到怎么使用。从政府来讲，经费增加了以后，应该在财政性教育经费的配置结构和配置方式方面进行优化，比如说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教育都有它自身的发展目标，像学前教育、职业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应该是积极促进、大力发展的；像义务教育，还要保证它均衡发展；像高等教育，主要是提高质量。民办教育也要促进发展，经费的配置应该和发展目标相符合，抓住重点。

在配置方式方面要优化，对于高等教育而言，我个人认为在经费增加之后，首先应该大幅度增加生均拨款的标准，使学校能有充分的自主权，根据学校的情况来使用这些经费。二是在专项经费的使用方面，要尊重教育的规律，尊重大学的办学自主权，真正能够发挥出它的使用效益。从学校的角度看，一是我们要把钱用好，有限的经费，我们加强预算的论证，加强管理，使它能发挥出最大的使用效益。二是要管好钱，不要出现问题，我们加强预算、加强审计，同时我们也欢迎政府的审计和监管，欢迎社会和媒体对我们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目的就是对纳税人负责、对老百姓负责、对社会和国家负责。

现在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社会上有一个说法，寒门难出贵子，请问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想请两位校长和李和平委员谈一下

这位记者刚才谈的问题，应该说目前是一个事实。这种情况不能长期持续下去，已经引起了全社会和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且已经在采取一些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以义务教育阶段为例，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这是教育公平的一种基本需要。现在各个地方，我来自安徽，所以对安徽情况比较熟悉，在项目的设置上、经费的分配上，特别是在教师资源和校长资源的保障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得我们城区、城乡，包括一些偏远的地区，在条件改善了的背景之下，逐渐在师资队伍建设和校长队伍的建设出台了一些特殊的政策，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希望这种差距要逐步缩小，这样保证我们义务教育均衡的目标能够有效实现，这方面已经在做工作，也是可以有工作可做。并且我们从地方了解的情况来说，已经有明显的成效。

这位记者朋友提到了一个很深入的问题，首先是关于教育公平的问题。首先，人员在社会中进行流动，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中进行转换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其次，促进教育公平很重要的一方面，我们要关心刚才提到的一些社会弱势群体，我认为中国教育矛盾在于，优质教育资源严重短缺，满足不了老百姓需求，解决这个矛盾的治本方法是拓展优质教育资源，就是提高质量，我们把好的学校办多了，刚才这位记者朋友提到的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但是提高质量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办教育不像办企业，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我个人认为，从大学而言，一些重点建设大学、高水平大学，包括“211”、“985”的大学应该高度关注教育公平问题，应该为促进教育公平做出贡献。我举个北师大的例子，根据我现在统计，北京师范大学全职在校学生2万名出头，在全市学生当中，来自西部地区的学生占到40%左右，来自农村家庭的学生占到1/3左右，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占到了25%，也就是1/4左右，来自少数民族的学生占到11%左右，在北京仅次于中央民族大学，而我们学校的女性学生占到50%以上，在本科阶段已经超过了60%，我提到的像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家庭贫困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女性学生，这都是我们社会广泛关注的所谓弱势群体，我刚才举的这些数字，起码在教育直属大学里，或者“985”工程建设学校里，这些数字都是位居前列的，但是我个人很遗憾的是，在目前国内每年颁布的各种各样的大学综合排行榜的指标体系中，没有一个排行榜能够把这些反映高水平大学为教育水平做出贡献的这些指标作为其中的指标来对大学进行评价，我希望在座的媒体朋友今后在这方面也帮助我们呼吁一下。另外，我也希望政府能够重视我们在这方面为社会公平、为教育做的贡献，在经费上给予倾斜，以视鼓励，引导其它高校也重视教育公平的问题。

我介绍一下北京的情况，北京属于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但是城乡教育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北京市委市政府也是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从今年开始，实施中小学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据我所知，至少有两件促进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工程列为政府的实事。一是鼓励中心城区的一些学校在城乡新区建设分校，这是城乡新区中小学建设工程，而且明确要求要实施一个法人一体化管理，不是说一个学校在那边挂一个分校的牌子就可以了，对于资源输出的学校，市委市政府予以奖励，并且补充一些编制来促进学校的老师到郊区新的学校任教。二是北京从今年开始有一个工程叫“北京数字学校”，组织北京市最优秀的教师，在今年要提供9500节网络课，然后免费提供给全市各个学校。这两件事情据我所知都被政府列入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实事，现在正在抓紧落实。因为我也加入到这个工作当中，我们也在新建的新区建这个学校，而且明确要求我去当法人，我们的教师编制中有一些就是要派老师到那些学校去工作。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工作，我相信这个工程真正落实了以后，北京地区的教育均衡发展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关于促进教育公平问题我补充一点。促进教育公平应该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教育公平是公平的起点。刚才政府或者教育部门都讲了，对于教育的投入，对于教育的重视，国家、政府是主导的。我想补充一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大力发展公益和慈善事业，近些年来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慈善组织的发展、基金会的发展，也为促进教育公平做出了努力。比如，这些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的公益组织基金会投入的力量和方向很大一部分是教育，而且重点是贫困地区和困难家庭，这样也有效地促进了教育公平的实现。我举个例子，像团中央中国青基会搞的“希望工程”大家都比较了解，20年来已经获得各界捐赠80亿元，在全国建立了18000多所希望小学，培养了15000多名学校的老师，帮助近500万贫困地区的孩子重返校园。还有像妇联搞“春雷计划、扶贫基金会、…基金会”大的工业组织在这方面都作出了努力，我补充这一点是说，促进教育公平是全社会的事情，不单是政府出力，各个方面都要为实现教育公平的目标做出自己积极的努力。

我有关于择校的问题请问李和平委员，我们知道在“两会”前夕，三部委共同下发了八条措施，要力争解决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问题，我们也知道其实从2004年开始，国家有关部门不断下发各种通知，但是到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好转。请问安徽省的情况现在怎么样，您认为这个问题久治不愈的症结究竟在哪，这次如果按照文件提出的时间完成预期目标的话，您认为有关部门现在要做出的最大突出是什么？谢谢您。

择校问题社会上的反响非常强烈，特别是发达地区，包括我们安徽也是这样。一方面我们在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要求，同时我们结合我们自身的实际进一步落实有关政策。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大概从2007年开始，当时就制定了一个目标，用三年左右的时间，把城区里择校比例控制在5%以内。应该说，到2010年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而且在有些地区数据几乎接近0了。但是现在局部还是有这个问题，所以从2010年之后我们继续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这里面要分析一下，择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教育资源的不公平，优质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合理，这是最核心原因。当然也有其它原因，户籍所在地的问题、交通问题等，但是所有家长都希望孩子上好的学校，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因此，要彻底根治择校的问题，还是要进一步加大优质教育资源的建设力度，进一步使优质教育资源均等化，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均等化，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遏制住择校不正常的情况。所以我们认为现在一方面从政策方面提出要求，加强监管，规范办学行为。另一方面就在强力推进优质资源的均衡建设，希望再通过几年把资源的分布情况有效得到缓解，通过加强管理，两方面共同努力，力争尽快消除这种择校的情况。谢谢。

请问郗杰英委员一个问题，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青少年是未来的希望，郗主任是“希望工程”的创始人之一，而且长期从事青少年工作，请问郗主任，如何切实提高中国青少年的创新教育水平?

谢谢。创新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中国青少年现在创新水平总的来说还处在不太高的水平上。我们觉得这方面和我们对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各方面都有原因，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于孩子创新想法的鼓励不足，在学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阶段更多的是要孩子听话，有创新的思维或者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想法往往被压抑掉了，这也造成孩子长大之后，本来在小的时候有一些创新的思维、创新的想法，但是经过整个社会不是鼓励的做法，使孩子创新的想法在萌芽之中就消失了。我觉得中国社会要真正鼓励青少年创新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比如我们对孩子要求的标准比较单一，以学业为第一标准，从家庭到学校这方面是主要要求，孩子只要学习好，什么都可以。这样就压抑了很多孩子本身的特质和优势，经过多年研究，我们提出一个口号“人人能成功”，每个孩子衡量的标准不能用一个模子衡量一个学生，应该发掘每个孩子的特征和优势，鼓励他在学校中、社会中创新的思维和创新的行为。我们在工作中推出这样一种理念，也在学校中，在我们的课外活动中来发觉孩子的优点和优势。把人人能成功、人人有优点、人人有特点的理念到社会中去，特别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应该有这个理念。

在西安有一位叫杨林柯的中学语文教师，他在完成应试教育目标的同时，奉行大语文的教育观，希望给予学生立人教育，并在教学中给予实践。但在最近有个别家长向学校投诉他，说他把学生教的不听话了，他本人也因此受到学校的调查。苦闷中，这位杨老师写了一封万言信，信中说到自己多年来在素质教育的努力，以及遭遇的挫折和困惑，华商报对这封信也进行了刊发，我想把问题提给钟秉林委员和李和平委员，第一，一个富有教学激情的老师在教育实践中却受到来自家长的反对，最后遭遇学校的压力，你们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源是什么？第二，近年来各地都有不少老师在素质教育，就像杨老师一样，在素质教育上进行自觉的改革，推行注重人文素养和公民品格的立人教育，你们怎么看待这些老师的实践，他们在现实中往往比较孤独，如何看待他们的处境？还有一个问题，现在的基础教育，大家说起来都存在很大问题，包括奥数问题，在考试作为唯一目标的指挥棒下，孩子失去了童年、失去了健康、失去了灵性，这种现状在现行体制下如何寻找改变的可能？谢谢。

说到教师从事不同的教学方法，在不同的教育理念下进行教育实践，我觉得应该给予支持和宽容，当然你说的他的方法受到家长质疑，我在大学工作，大学的教学好像很少受到家长的质疑，你可能指的是基础教育，等会儿李和平委员可以回答。关于第二个问题，涉及到基础教育改革。现在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太重，受应试的现象比较严重。一是要进行系统改革，我原来讲过一个观点，应该是基础教育、学前教育、高等教育能够协同改革，教育界内和教育界外也应该协同起来进行改革，因为你培养一个人才，刚才郗委员讲了，创新人才，我们可以做出各种定义，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但是关键有一个检验的标准，就是他毕业之后走上工作岗位能够取得创新的成果和创造性的业绩，这是一个最终的标准。从这个角度而言，比如“钱学森之问”，问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创新人才，我认为高等教育在这方面责无旁贷。

同时，不仅是问高等教育，也是问基础教育，不仅是问教育界的，也是问政府和社会的，因为最后成长为创新人才是要有社会的大环境，包括制度环境和政治环境，也包括用人单位的小环境，这样才能成长。至于解决课业过重问题，我觉得除了现在要进行改革之外，据我了解正在推进新一轮的课程改革。我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现在能不能把一些基础课的教材内容能够精简内容、降低难度，这是很重要一个方面，中小学生到底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点，对知识掌握到什么程度，这些是值得研究的，有些应该放到大学去培养，有些应该放到更高层次培养，把内容精简了，把难度降低下来，然后再和高考招生这方面结合起来，可能会解决好一点。

推进素质教育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客观地说，某些地区应试教育轰轰烈烈，素质教育扎扎实实，分析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我们现在的评价制度，有考试制度，也有我们教育设置的不合理等等。刚才这位记者提到这个老师，我基本态度和钟校长一样，应该鼓励他，现在如何深化我们的课堂深化改革，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包括教学内容的设计，包括教育环节的衔接，以及老师科学有效的施教，对于素质教育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因此应该支持老师来做这些事情。

第二个观点，对孩子的培养我有这么几个突出的感受：一是要培养孩子的兴趣，二是要培养孩子正确的行为规范，我觉得这两点非常重要，一个孩子有了学习的兴趣，同时他有很规范的生活或者学习的行为，我想他就有可能在一种很自然的，在不知不觉中按照他自身的禀赋来开发他的智力，来提升他的素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内容的改革、方法的设计，如何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何能够引导他有一个规范的学习行为，我想我们教学的内容、教学的过程、教学的方法和手段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在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要把多目标集合起来，通过我们有效的教学改革，通过我们有效的教学方式方法的变革，比如我们安徽省马鞍山就有这样的例子，有一个孩子本来学习成绩很差，特别是外语，后来外语老师做了方法上的改革，很快他的外语成绩就上去了，他不仅仅外语成绩上去了，而且他的别的成绩也上去了，由一个孩子带动一个班，由一个班带动一所学校，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三是评价的方式和方法。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允许一些探索，不能责难社会，因为我们现在惯性很大，过去各个学校都是这么教的，现在如果有人要变，可能学生不适应，可能家长也不太适应，可能也会有些改革未必就是一蹴而就的，未必就是正确的方式和方法，我觉得要有宽容、理解的环境，要鼓励创新，也要宽容某些方面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如果全社会都来努力，尤其是我们教育系统，包括我们教育工作者，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来不断深化改革，我相信这个目标应该也是能够实现的。谢谢。

我想问一个关于高校招生公平的问题，河北是距离北京和天津最近的省份，每年各重点高校在河北省的招生分数线，扣除考生扎堆报考的因素以外，在全国来看也是比较高的省份之一，尤其与北京、天津相比差别很大，因此很多河北考试千方百计到北京、天津参加高考。请问钟秉林委员，全国各高校，比如说北京师范大学在对各省的招生名额分配上是怎样分配的？您认为在分配过程中存不存在不公的现象，如果有的话，您建议应该怎样取消和缩小这种不公？李和平委员作为安徽省的委员，据我了解安徽省得分数线也是比较高的，刘长铭委员作为北京的委员，北京的分数线是很低的，请您二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最后也期待其他委员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谢谢。

这个话题我很感兴趣。我们安徽6800万人口，教育上的规模大概是1100万，占了1/6。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目前我们安徽孩子的录取率，今年才刚刚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有的孩子在安徽可能只能上高职高专类学校，但是如果换一个地区，可能能上重点大学，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可能是这样，一方面是我们地方的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第二方面是在全国范围内资源的协调不够，特别是优质资源。我们今年虽然说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数，达到70%多一点，但是一本的资源，像钟校长所在的这种高端学校的资源是非常少的，我自身的资源只有中国科大和中国工大这么两所学校，不仅仅是数量不足的问题，结构也不尽合理。据我了解，这几年国家也在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协作计划，要求中央部委的学校把招生计划，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像这样高端学校的资源要分配到有关的中西部地区，但是这个东西只是在要求层面。

要真正到公平这个层面来说，应该有一个具体的操作方法，因为现在只是做了要求，所以应该怎么分配，分多少到安徽去，哪所学校应该怎么分，还停留在人情往来的阶段，还没有上升到理性的方法层面，这方面的情况确实如此。至于刚才记者讲到，由于某个地方的资源比较丰富，比如把河北的学生弄到北京考试，我不知道北京的这种情况有没有，我们那个地方，由于这件事情叫“飞来户”，这几年强力的制止这件事情，应该说在我们安徽这个地方，相对我们教育比较落后一点，往我这儿飞的也没有，我们要飞出去的要严格监管，国家是有要求的。根本上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有一种从国家层面上，各类教育资源，包括优质资源结构合理的统计问题，这样能够促进各个不同地区的孩子都享有相同的机会，好在我们《纲要》颁布之后有这方面改革的内容。

总体上来说，我们高等教育这些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考的竞或者高考录取率过低的情况，有更多高中毕业生能够进入到大学。至于大学的名额怎么分配的，我在这里没有发言权。你刚才谈到分数的问题，北京市这些年来都是单独命题，跟别的省是完全不同的标准，所以这个分数不大好比。[16:01]

每年的高考会作去年的高考试题，明显感觉北京市的试题比全国统一卷的更简单、更容易一些，更容易考高分，这是一个客观现实。

这位记者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现在各个省在高考的问题上，在考生享受入学机会均等的问题上是有差异，我承认，我们也做过专门的调研，比如现在确实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有各种倾斜政策，情况比较好一点。而中部地区，包括河北省在这方面问题可能突出一点。我回应一下刚才刘委员的做法，现在的分数确实不可比，一是出题的难度系数，各个省自己出题，所以会不一样。还有很多教师在改题时把握的尺度每个省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好直接比。你刚才说的，北京考生做的题比别的省简单多了，我觉得你要拿出统计的数据来，一个人的情况可能说明不了问题，要统计数据。第二个问题，我为什么刚才让李厅长先回答，因为招生计划是政府为主来做的。从学校来讲，这个问题很简单，比如北京师范大学一年招收2100到2200本科生，在全国大学里倒着数的，因为我们规模有限，只能招这么多的学生，所以我们得对学生的质量负责任，我们已经11年没有扩大招生规模。

但是在配置当中，我们也考虑到是各个省的情况，有的是人口众多，有的是传统生源的强省，这些方面我们都会配置的比较多一些，包括河北省也是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生源大省之一，虽然是大省，比如我一共2100的招生机会，除了自主招生，免费示范生，还有各种各样的学生，还有委培学生，我们只有1000多指标，所以这是一个情况。另外，高等教育有不同的利益群体，各利益群体的思考是不一样的。从政府角度来讲，应该对促进教育公平，促进入学机会均等负责任，考生、家长的想法就是，不管怎么改，希望我的孩子能上好大学，中国的好大学太少了。从学校来讲，我们希望选拔出适合我们自己确定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这样的优秀的考生，不同的价值取向可能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不一样。比如我刚才举的数据，北京师范大学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做的贡献还是很大的。

这个问题是提给钟委员的，高等教育的办学质量像您刚才说的，我们现在的好大学实在太少了，确实是高等教育的办学质量这些年不断受到一些质疑，有些人高校行政化是有悖于教育家办学和“教授治校”的，影响了办学质量，那高校也需要行政管理，请问钟委员，高校如何真正实现“教授治校”和教育家办学，如何在学术和行政上找到平衡点，把我们的质量搞上去。谢谢。

你又问了一个敏感的问题，提到质量问题，我们都知道现在要提高质量，优质资源短缺，但是大家印象里觉得变化不是很快，我觉得这是教育规律问题，我们都讲办教育要遵循教育规律，办大学要尊重大学发展规律，这规律可以有很多，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办好教育和办企业，办其他事业团体不一样，它需要长期积累，这个规律是不可逾越的，我觉得经费充足，我们可以在硬件条件上很快改善，大家重视，软件管理水平，也可以在不长的时间内，三五年得到提升，但是光有经费的充足，光有硬件、软件条件的改善，远不足以办好一所高水平的大学，一个大学精炼的教师队伍需要长期的积累，特别是一个大学办学的传统、校风、学风，对学生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非常重要，而这种传统校风、学风不是短期内而形成的，不是靠钱堆起来的，没有二三十年这个事是做不到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行政化的问题，一是什么叫行政化？行政化的内涵搞不清楚，无所谓“去行政化”，行政化主要的内涵是把行政管理的手段在大学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出现了泛化或者滥用的现象。具体形式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大学和政府的关系，政府应该转变职能，宏观管理，更多的运用制定规划、制定政策，运用经济杠杆，包括拨款这种调解，运用监督、评估和信息服务这些手段来对大学进行宏观管理，而不能过多的运用行政化的手段去管理大学，这样往往容易干涉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二是大学内部，刚才这位记者提到的，现在主要是要处理好大学内部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大学的行政权利和学术权利之间的关系，因为目前来看，大学的行政权利对学术权利干涉过多，原因有多种多样，这涉及到学校内部的领导体制，涉及到学校内部的学术和行政的治理结构，涉及到学校内部的民主管理到底怎么去实施、去落实，教师学术团体作用到底怎么充分发挥。还涉及到我们要制定大学章程，使学校能够依法办学，能够可持续的继续发展。谢谢。

我们国家义务教育法固定了小升初是不考试的，但是有些学校以奥数成绩作为入选的标准，我想问一下，这样是否违背了义务教育法，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承担怎样的监管责任？我想请两位校长和有两位有政府官员背景的委员回答这个问题。

要我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小升初既然规定了不能考试那就是不能考试，至于把其它一些标准作为入门条件，我觉得是不应该的，关键是政府要加强监管的力度，包括择校的问题，政府加强监管力度。

你说的很对，再教育法里面严禁的，我们作为政府肯定是要严加监管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小学升初中有没有制止，这是有漏洞的，我们现在就要制止这个漏洞，这个漏洞怎么治理？各地出台的经验和举措还不太一样，我要给大家解释的话就要解释很长，在这方面政府有责任，政府要加大力度。

现在有家长的确让孩子比较早的学奥数或者数学，因为奥数和数学很难界定。主要是出于一种担心，就是到中学以后会不会跟不上，所以提前让孩子早学一些，以备打下基础，让孩子在中学轻松一点。至于考试入学，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在义务教育阶段是不能够通过考试来选拔学生的，据我所知，在北京市还没有一所学校公开以自己学校招生的名义来组织这样的考试。

我想这是一个严重的违法行为，作为政府部门就必须要依法办事。刚才这位记者说的这个事情，在安徽我们没有听说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前不久我们人大通过了一个义务教育法修正案的实施办法，如果有违法的，首先校长要下岗，其次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惩罚，对各级监管不到位的责任追究，开发一些小孩的兴趣，有其他方面的辅助教育这并不是不可以。但是现在小学升初中还要去考试，这好像就是一种倒退了，我想这是不允许的。

我的问题是关于提高教育质量的。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是要有好老师，现在很多家长也把教育好孩子寄托在好老师身上，我想请问两位校长，刘校长和钟校长，目前教师队伍的质量是怎样的？特别是中青年教师，他们教学的能力和水平的提升未来有哪些举措和建议？最后，请问钟校长，北师大被誉为教师的摇篮，未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举措在您看来会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当老师，而且是当好老师。谢谢。

教育质量的提高是全社会都期盼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这里要谈一个我的观点和想法，就是教育质量的提高绝不仅仅是学校的事情，需要学校、教师、家长共同来配合。我们传统上家长们常常说一句话，见到老师就说“我孩子交给你了”，其实这个观点是不对的，有很多教育是学校无法承担的。也就是说，在生活过程中的每一个成人，教师、家长等等，他们都担负着教育的角色，而且这个角色是不可替代的，特别是在孩子品格的发展、人格的形成、内心世界的养成这些方面，家长比教师我个人认为起的作用更大。关于教育质量的提高，质量是一个标准的问题，这个质量是指他的学习成绩、考试分数，还是指人格的发展、性格的发展、体质的发展呢？我想我们今年谈的质量应该是全方位的。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老师能够完成的。

对现在的年轻老师，我还是比较乐观的，从我了解的我们北京市的或者西城区的这些年轻老师，我认为他们和几十年前的老教师有着不同的特点，他们有着更现代的一些教育理念，他们掌握了更新的知识，我相信他们经过一段时间在教学实践中不断积累和提高，会成为一个好老师，我对于未来的教师队伍建设、质量的提高还是比较乐观的。

教师问题非常关键，刚才刘委员都讲了，为什么社会广泛关注的择校风的问题，办班热、辅导热、条子生、高考移民、考试舞弊等等现象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是其中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体现了学生和家长对于好学校和好教师的追求，尤其是有的择校、进校还要择班，这更是体现了对好学校、好教师的追求。提到大学的教育资源的时候，现在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大学教师队伍里整体的素质，包括团队精神和学术规范问题能够进一步提升，怎么能够进一步提升加强。二是大学教师队伍当中，中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如何能够有计划的进行培训，整体提升。因为现在大学进的基本上是具有博士学位的，北京师范大学1700名教师中有博士学位的超过了85%，这在全国高校位居前列，他们都受过科研上严格的训练，但是要熟悉教学的各个环节和规律还需要一个过程，也不能完全靠自发、靠悟性，还要加强培养和培训。

三是要稳定教师队伍，教师队伍的待遇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包括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他们的住房问题、生活待遇问题，关于这方面我们也专门提了提案，希望政府能够重视，能够统筹解决。就像去年我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我提了一个希望将来中国的教师们能够体面的生活、开心的工作，在竞争中发展。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北师大教师的培养问题，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是我们在110年办学过程中形成的优势和特色，目前在教师培养方面我们主要做两个事情，一是师范大学以培养教师和学术人才这两类人才为主的，首先这两类人才如何能够打通培养，在高水平上打通培养，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权，也满足社会对于高层次人才不同的需求。二是如何探索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教师培养体系，学生进入北师大将来要成为教师可以有不同的路径，比如在本科阶段就有三种方式，他可以通过读双学位，也可以通过选修教师教育的模块课程，还可以选择从2007年开始实施的免费师范生。在硕士阶段我们有三种方式来使本科学各个专业的学生，都可以通过硕士阶段强化之后成为教师，在博士阶段，博士生的培养，以及从前年开始正式招生的，我们的专业博士学位，就是教育博士异地培养，都为教师将来的深造，将来的成长发展打下了基础，我们现在主要在这两方面下工夫。另外，把学科搞得综合一点，学术水平高一点，无疑对教师的质量有好处。

各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于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我工作的北京市西城区有一系列措施，比如协作校的制度，一所学校的教师带动其他几所学校的教师，他们成为师徒关系。另外，北京市西城区也建立了一个教师的研修网，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教研水平，这个研修网已经不仅局限于西城区的老师，在北京市其他区县的很多老师也上这个网，通过这个了解教育改革的动态来提高自己教育的水平。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请问赵委员，我拿到的是妇联的统计数字，大概有5800万留守儿童，我们也调查了解过，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很大部分是一批儿童，他们被留在家里由老人照看就是留守儿童，跟着父母出来就变成流动儿童。我知道您去年的提案是按照“农二代”问题的，就您调研的结果看，您觉得为孩子自身的发展来看，是当流动人口更好，还是当留守儿童更好？另外，我们国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举措，或者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提给钟秉林委员，关于民办教育，我知道在去年年底，您和其他几位政协委员去全国各地调研过民办教育的问题，在今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上，总理也提到要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但是我们都知道，目前民办教育的发展势头并不像2003-2007年那段时间那么辉煌，我想知道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问题出在哪？谢谢。

谢谢，我总算也有一个回答问题的机会，因为在座的只有我跟教育界没多少关系，但是教育的问题人人都在关心。刚才讲到“希望工程”，我对“希望工程”一直有一个看法，“希望工程”是民间的骄傲，国家没有做到的事情民间在做，这是政府的耻辱。因为宪法规定，孩子义务教育要到初中，国家应该保证他们受到教育，但是现在政府做不到，要民间来做，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这些年大家觉得政府在加大力度做这件事情，但是还没有做好，还有些孩子受不到应该得到的教育。刚才那个问题提得很好，留守儿童到底应该是守在农村好，还是跟着父母到城里好，很难有一个标准的答案，这要看他们的父母对自己的生活是怎么设计的，他们如果是季节性的打工，每年到城市里打几个月工然后在回来，他的家还在农村，这样留守还可以，因为父母还是要回来，还是要到他们的老家来团聚，这样孩子在农村呆着也还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些孩子在老家应该有学校让他们读书。

如果他们父母的选择是长期在农村工作，从一个农民逐步转变成城市的居民，我觉得孩子应该跟着父母到城市里。我对其他地方不了解，上海的情况我比较了解，上海现在有2000多万人口，1/3是流动人口，700万人口大部分都是来上海打工的民工，有多少孩子？数字很惊人，上海的居民，平均每个家庭、每对夫妻一个孩子都不到，但是那些农民工的孩子，有一个统计，每对夫妇的孩子是1到8个，最多有8个孩子，当然这些孩子并不是全部留在农村，而是跟到上海来，而且是很大一部分到了上海。

前些年这个状况是很糟糕的，我们大家看的都很揪心，其实公平与不公平是相对的，他们到上海以后，上海的教育水平比他们的家乡高得多，如果他们到了上海，他们不进上海的学校就很不公平，但是对上海市民来说，上海市民也觉得很焦心，来了这么多外地的孩子，蛋糕只有这么大一块，如果大家分吃这块蛋糕的话，我们当地的孩子可能会吃不饱，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所以，整个社会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处理，我们一批作家、一批知识分子，上海的一批人，我们搞了一个基金，叫“阳光人文关怀基金”，我们想做一点点事情，我们想为那些民工子弟送一点点人文关怀，我们给他们送一点书，我们给他们搞各种各样的培训，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力量是非常微弱的，这件事情靠民间做是不可能的。

上海最初办了700多个民工子弟学校，我们也去看过这些学校，这些学校跟上海的公办学校根本不能比，差别非常大。那些孩子可能刚刚进这个学校会觉得很好，但是他们跟上海一般的公办学校一比那就很差，所以他们在上海第一年觉得好，第二年就觉得不好。到后来这些学校全部停办，现在上海还剩158所民办学校，但是这些民办学校的水平是不错的，从校舍到师资，比原来的民工子弟学校好很多，这些学校还在收民工子弟，现在上海的大部分民工子弟进入了公办学校，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觉得上海政府是花了很大的努力，现在在打工的那些外来民工，他们的孩子基本上都可以就近进入公办学校，但是还是有问题，我有个很具体的例子，我家里的一个钟点工，来我家里很多年，他们夫妇有一个孩子，非常聪明的孩子，他进上海的学校以后，一直在班里的成绩是第一名，他的成绩比上海当地孩子的成绩还要好，去年他升初二，那个孩子父母就来找我商量，他说这个孩子提出离开上海，要回到家乡去，家乡在安徽很贫穷的农村，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到初三以后不能升高中，不能升高中就不能上大学，这个孩子说我一定要上大学，我要上复旦大学，这孩子目标非常明确，他说凭我学习的能力，我肯定能上复旦大学，但是如果我在上海呆下去，读到初三的话就不能上复旦大学，因为我读到初三，我不能读高中，我必须要回安徽的乡下读高中，安徽乡下读高中学的东西跟上海学的完全不一样，我再回安徽读高中就考不进大学，所以我必须要在初中的时候就回家乡去，这个孩子很有个性。

但是我也觉得很可惜，他们学校劝这个孩子，你不要离开，你这么好，一定会有机会。我也专门问了上海教育局的领导，我说这个孩子有没有可能将来作为一种特例，这么优秀的孩子，尽管他没有户口，但是他完全可以以最好的成绩考上重点大学。后来教委的领导告诉我，这个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他没有户口，没有户口没有办法在上海读高中。但是有一个途径可以走得通，他可以进中专，进职校，进了职校以后，他可以考高职，高职将来还可以专升本，还是走得通的，只有这条路，虽然很曲折的路。我也有一个幻想，我想是不是这个孩子他将来做读两年以后，两年的政策是可以使他有可能再上海读高中，教委的领导说，我们现在也说不出，正在想这个办法，但是不能说这个话。

孩子就非常明确，说他坚决不在上海读中学，要回去。他回去造成什么呢？他的父母就跟着回去，他父母说孩子既然回去，我们就不在上海打工了，所以这一家人现在回到了安徽，这个孩子进到安徽县城的一个很好的中学，他将来要在安徽考大学，他说他一定会考到复旦大学来，我说将来有一天我等你来。现在的状况是，我们大家都在努力，但是状况可能还不尽如人意。可能我还没有回答好您的问题，但是留守还是流动，我想更多的孩子还是应该跟父母在一起，父母在哪里生活，孩子应该跟着父母一起，否则他们的童年、少年时代跟父母不在一起是一件非常可惜、非常可悲的事情。

关于民办教育的发展，以民办高等教育为例，中国民办高等教育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恢复，这几年发展得很快，我们一批民营的资本和一批民营资本的投资人为这个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现在由于报考人数的下降，以及公办高校的发展，确实他们在生源等等问题上碰到了一些问题，有些可以说是生存问题，因为民办高校主要是靠学生的学费作为运行经费。我们做了调研，我有几个观点：第一，观念要转变，民办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重要补充。现在民办高等教育在校生的人数，招生的学生数、毕业的学生数以及教师的数字分别占全国高等教育的比例在18%-24%之间。现在要促进高等民办教育发展有几个方面，首先歧视民办教育有关的政策要尽快清理，比如在民办学校里学生的教育问题，民办学校里教师的有关的权益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和公办大学是一样的，应该尽快清理。

第二，要探索民办高校的分类管理，是盈利性还是非盈利性，这些问题有些争议，但是要先做起来，先往前推进，有些遗留问题可以在过渡阶段，通过政策去解决，这个还得尊重历史，尊重民办学校初始创办人的利益和贡献。分类问题做好以后，政府对于民办高校，对于民办教育的政策扶持、财政支持就有了基础和依据。同时，民办学校的法人地位属性以及他的会计制度，一些资产的管理制度，还有税收问题也都可以迎刃而解，所以我想主要把这件事情认真做好。另外，我引导民办学校提高质量，今年我也提了一个是，建议政府能够拨付专用经费，立专项启动高水平民办大学建设项目，我想鼓励一批学校能够尽快提高质量，同时做出示范，同时也有利于破解现在民办教育发展碰到的难题。

我想问一下关于现在出国热的问题，前两天我看到有媒体报道华中师大一附中作为湖北省是非常知名的学校，一个整全班的学生没有报考国内的大学，集体出国，而且出国热的情况是高烧不退，越烧越高，我想问一下，您怎么看待目前的出国热。另外，国内的高等院校对出国热的状况是不是应该进行一些改革？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委员知不知道林书豪，您觉得在中国的话，能不能培养出自己的林书豪？谢谢。

这事有点难说。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的确现在的出国热由过去的出去读研究生逐步转向到出去读大学。过去很多出国的孩子，可能因为在国内学习有些负担和压力，升学机会不是太多，但是家庭条件很好，就去把握国外的机会。现在已经出现优质高中和国外的大学在联合。这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的经济全球化也必然伴随着教育的全球化，在我们国家市场准入条件逐步放宽的前提下，教育全球化的竞争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这种现象如果简单的杜绝可能不是最好的做法，适当的引导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要从全球的视野里来考量我们现在的基础教育应该怎么做，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应该怎么发展。客观地说，这些年国家对教育是超常的重视，很多钱都投下去了，但是这些钱主要还是用在义务教育阶段，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出现了学前教育的问题，高中阶段教育的问题。大学也获得了收益，相形之下它的比例，总体按照4%来算的话，我做过统计，整个比例是呈下降的趋势，总量在增加，但是投入占的，比如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高中专教育，这些比例算起来，高等教育是在下降的。

实际上我们高等教育资源一是在严重匮乏，二是优质资源无法和国外的资源进行竞争。我们将来有了2万个亿，甚至更多，可能就是刚才前面几位委员讲到的，我们要继续巩固义务教育，要大力发展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同时千万不要忘了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这样一个艰巨、繁重的任务。如果在这方面，在布局、结构、质量的问题上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真的很担心我们现在有很多高中的学生，他们的世界观还是在形成过程中，过早的接受西方的价值观的教育，这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民族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所以，刻不容缓地把教育的事情做好，就像总理报告里最后一句话，“把教育这个事情办得更好！”用了一个惊叹号。目前的现状是这样，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更多还是要着眼于长远，要立足于迅速的扩大和提升我们的教育资源，提高我们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竞争力，同时适度进行一些交流也是必要的。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做的最伟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派留学生，在当时的条件下面，派出去的学生基本上是不回来的，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是什么情况，是要有长远的观点，要有历史的眼光，我们很多国家、很多领域都是这些海归支撑着我们的发展，应该说我们要有这种胸怀，要有这种制度，也要有这种政策和环境。

有几个观点，第一，是你说的出国，现在越来越年轻人想出国，这确实是事实，但是你说发着高烧，还高烧不退，我自己没有任何体会。刚才李委员讲的我很同意，学生的交流，跨地域，包括跨国际的交流，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或者教育阶段国际化的重要形式，搞教育的应该知道，欧盟推出了著名的“波罗米亚进程”，其中有重要的一条，为什么要统一学制，香港现在都改了，香港本科四年都跟内地都一样了，为什么要统一学制，在欧盟国家，很重要的一点是为了促进学生国际的流动，我想这是一种进步。第二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来看待，我们每年报考大学的考生是900多万，最高潮是1000万出头，比例你可以算一下，没有像你说得那么严重。第二，如果出去以后，如果能在国外的名校接受了好的教育，将来储备下来，毕业以后我们再给他吸引回来，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事情，还是以开放的心态来看。但是对于大学来讲，我们把大学自己的事办好，我们把自己的培养质量提高，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国内优秀高中毕业生报考我们的学校，这是我们的责任。

刚才赵丽宏委员提到的问题是异地高考的问题，前不久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也表示可能最快在10个月之内出台异地高考的政策，引起了社会的热议，一方面人们认为这是促进我国教育公平的一个重要的举措。但也有人认为这无疑增加了当地考生的难度，产生了新的不公平，我们想请问各位委员，异地高考政策是否真的可行，实施起来的难度是什么？另外一个问题，校车背后隐藏的问题，校车问题背后可能还有前些年农村撤点并校动作过快的问题，在撤点并校之后，确实是使一些农村小学的教学环境有了一些提高，但是无疑中增加了小学生们上学的路程，从几公里、十几公里，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小学可能开展了寄宿制学校，但是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比如编制不足、经费不足、老师人手不足，如何解决因为撤点并校引发新一轮的农村小学生上学难的问题。谢谢。

第一个问题我谈谈我的看法，进城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没落在家长工作所在地参加当地的高考，俗称异地高考，这个问题主要是政府责任。作为在学校工作的，我谈谈自己的看法。第一，我个人同意异地高考，因为孩子的家长在一个城市，为这个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比较长期的贡献，跟随他们在一起生活的子女，我想理所当然地应该享受在这个地方的受教育权和参加考试的权利。第二，从操作来讲，确实有一定的复杂性，地方政府对在本地参加异地高考的考生应该有一个标准，家长指的是什么样的人，在当地工作多长时间，孩子受教是什么情况，同时，如何甄别，这涉及到社会公信力的问题，如何甄别身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就比较容易实现了。中央政府、教育部也有责任，如果异地高考实行后，不同地区，像北京、上海这些地区，考生人数肯定会增加，政府应该在这些地方更多的投放招生计划指标，来保证不会影响到这个城市或地区常住人口子女高考的利益，我想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

我们国家目前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人口的流动是一种必然的现象，伴随着人口的流动和布局结构的调整，相应的教育系统就会出现学校拆并和规划的相应调整，这是一个进步的体现。比如我们当年在上小学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都是就近就地，不存在交通的问题现在布局结构调整以后，自然就出现交通问题。而我们的公共交通，特别是政府主导的具有安全保障的公共交通又达不到、跟进不上，于是就出现一些非法的营运机构，甚至是一些纯粹以盈利为目标的机构，通过接送孩子，来达到企业发展的目标。还有，调整以后，有些孩子所在的学校自身能力也不是很强，它虽然有车，标准是20个人，为了降低成本，变成了40个人，所以频频引发校车安全事故。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已经有很多办法出台了，各地也在做这件事情。举个安徽的例子，我们有个县级市，政府和公司合作，买了90多辆标准的车，然后投放到学校所在周围的线路，这个问题要根本解决，绝不仅仅是车的问题，谁来开这个车，如何保证线路的安全，如何保障乘车人的交通安全意识，包括家长的意识，从一线的实施情况来说，我们觉得是有希望，在目前这种条件下能够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各个方面都来支持，把学生的交通安全问题解决好。

当然，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就像总理今年的报告里专门讲到的，很多地方盲目进行布局结构调整，造成了很多流动孩子，即便是安全的公车，也会出现大量的流动现象，这个在总理报告里说得很清楚，暂时不能调整的或者不应该调整的，哪怕人数很少，特别是我们国家很多老少边穷地区，人口确实很少，合班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如果拆了，必然会出现交通问题，在解决不了交通问题情况下，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说，还得要办，而且还要办好，这是总理报告里说的。经过布局调整以后，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寄宿制学校，寄宿制学校的建设也是最近这些年各地下了很多功夫，的的确确这里面存在着编制的问题，存在学校的条件问题，存在学校的管理问题，我想这是发展中的问题，根据我们现在的发展趋势，只要各级党委政府，包括办学者、举办者真的重视这件事情，我认为是有办法解决的，这件事情局部是存在的，但就我们在安徽了解的情况，好像还没有因为编制这些问题。

郗委员您好，我们知道您是我国“希望工程”的创始人之一，您也多次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各项调研，请问您对促进教育公平方面有何见解？谢谢。

整个会议的主题都是这样一个题目，促进教育公平。我认为促进教育公平，首先全社会要形成共识，我们要认识到教育的公平是公平的起点，所以在这方面是我们全社会共同来追求的一个目标。第二，在实现教育公平方面，政府负主要责任。在资源配置、政策导向、具体措施的实施上，政府起重要的主导作用。第三，实现教育公平还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单单是政府的作用是不够的。所以我刚才谈到，我们社会各个方面，包括我们的家长，包括其它社会组织，都能够为实现教育公平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简单回答这些。谢谢。

谢谢大家的光临，记者会到此结束。

本次直播到此结束，感谢大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