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血压控制率低：基层防控网络形同虚设

　　静默杀手高血压

　　无症状、隐匿发病，然而却持续、悄悄地造成心、脑、肾、眼底等重要器官的损害，这些特点是高血压病的可怕之处，也是令人们容易对其忽视的重要原因。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当前约有2.5亿高血压患者，患病率呈上升趋势，且随年龄增高而上升。

　　中国高血压防控的问题是一条腿长——大医院医疗水平堪比国外，但另一条腿短——基层防控网络却形同虚设。曾经令世界瞩目的高血压防控的“首钢模式”如今已无法复制。中国高血压控制率低，说到底，还是医疗模式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钱炜

　　89岁的刘力生每个工作日早上9点都会来到位于北京西四环外的办公室上班。从这里再往西不到10公里，就是她50年前曾经“奋战”过的地方首钢集团。在那里，她曾经做出过在世界高血压防治领域一鸣惊人的成绩。到了1980年代，中国高血压防治的“首钢模式”已经赢得了全世界的赞叹。

　　然而，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发展模式发生了巨大转变，在这一背景下，“首钢模式”很难在各地复制。目前，中国的高血压防治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在高血压防治领域已经奋斗了一辈子的刘力生，如今还在为缩小这一差距而每天忙碌着。

　　从中国医科院阜外医院副院长的位子上退下来以后，刘力生就将全部精力扑在了自己一手创办的民间机构——中国高血压联盟上。作为世界高血压联盟(WHL)正式批准的唯一代表中国的成员，它是当前中国防治高血压的主要力量之一。

　　刘力生坐在一间由住宅楼套间改装的装潢普通的办公室里，这位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一种疾病的老人，正在和同事们忙着修订最新一版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这一重要的临床医疗文件按计划将于2018年3月发布。

　　静默杀手

　　中国对高血压有着长期且系统的研究。早在1950年代大跃进时期，当时医疗界就提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的口号，将高血压作为控制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又称慢性病、慢病)的抓手与切入点。

　　1958～1959年，中国进行了第一次高血压人群抽样调查，结果发现成人患病率为5.11%。1959年，中国高血压诊断标准制定，并将原发性高血压称为高血压病，对高血压的分期作了详细说明，这对高血压防控工作起到了指导性作用。

　　1979年，全国第二次高血压人群抽样调查的患病率是7.73%，1991年第三次调查的数据是13.58%。2002年的“全国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被看做是第四次高血压调查，当时的患病率是18.8%。

　　原发性高血压指的是人体动脉收缩压或舒张压高于正常标准，但除此之外未能发现导致血压升高的确切病因。另一方面，在医疗上能够发现导致血压升高的确切病因的，则称之为继发性高血压。高血压人群中多数为原发性高血压。

　　刘力生是2010年版《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根据这一指南的规定：人体正常血压值为收缩压低于120毫米汞柱、舒张压低于80毫米汞柱(<120／80mmHg)，如果血压值≥140／90mmHg则为高血压。

　　最新的全国范围的流行病学调查从2012年开始，是由阜外医院原院长高润霖院士领衔的“十二五”高血压人群抽样调查。据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王增武在2017年8月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此次调查发现，中国当前约有2.5亿高血压患者，患病率呈上升趋势，且随年龄增高而上升。

　　从整体来看，中国18岁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为23%，男性高于女性，分别是24.3%和21.6%。城乡差距减小，城市为23.1%、农村为22.9%。研究还显示，过去10年，高血压地域分布的“北高南低”趋势已发生改变，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对比2002年，高血压的知晓率从30.2%上升到42.7%，治疗率由24.6%升至38.3%，控制率从6.1%提高至14.5%。

　　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张宇清表示，中国高血压患病率持续增高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老龄化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其中，肥胖、高钠饮食与饮酒是高血压的三大首要危险因素。据张宇清粗略统计，50岁以下的中年高血压病人已经占到病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此外，儿童高血压患病率已达14.5%。张宇清指出，造成中青年与儿童罹患高血压的主要原因是肥胖。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往往持续时间长，是遗传、生理、环境和行为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心血管疾病是各种慢病中引起死亡最多的疾病，高血压病又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病种。作为一种最常见的慢病，高血压病的患病率与年龄成正比，可造成心、脑、肾等器官的功能性损害或器质性损害，是心脑血管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

　　今年48岁的胡传江是江苏苏州一所大学的科研处长，他对高血压病的认识并非来自于医生的指导。对他来说，高血压不只是一个数字，更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惨痛记忆。二十多年前，在外地上大学的他正在课堂上听课，却突然收到来自老家的电报，通知他“母病危，速归”。在他当时的印象里，母亲向来是一位健康、坚强、能干的女性，怎么可能突然病重呢？等胡传江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赶回家以后，才知道母亲因突发脑出血已躺在医院急诊室的担架上，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经医生介绍他才知道，母亲患有高血压，平时没有任何症状，只是偶尔在工厂医务室测量血压的时候知道血压数值高。医务室的医生给她拿了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她并没有当回事，在工作、生活中向来作风泼辣的她，很少能够按照医嘱服用药物。母亲所在工厂的医生也没有积极宣传高血压病的危害，而只是开了药了事。

　　那一次，是胡传江最后一次见到母亲，由于脑出血的部位在最致命的脑干部，所以虽然出血量不大，但医生仍然未能挽救她的生命，不到50岁的她临终前也未能看到儿子一眼。悲痛之余胡传江得知，自己的舅舅也患有高血压。多年以后，舅舅患了脑梗塞并造成肢体偏瘫。

　　对于胡传江来说，是家人惨痛的教训和生命的代价提醒他十分注意防范高血压这个静默的杀手。由于了解到高血压有遗传倾向，所以自己进入40多岁就开始注意体检，最近两三年果然出现血压值高于正常范围，于是他坚持严格按照医生的要求服药，不仅经常去医院测量血压，还买了一个家用袖带式血压计，每天自己监控血压。然而胡传江也发现，虽然自己因家庭的原因而对高血压特别重视，但周围的人对高血压的危害却知之甚少。

　　的确，大多数原发性高血压从中年以后开始发病，进展缓慢，病程长达十多年至数十年，初期很少有症状，约半数患者因体检或因其他疾病就医时测量血压，才偶然发现血压增高。还有不少人，一旦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后，反而会产生各种各样神经症样症状，例如感到头晕、头胀、失眠、健忘、耳鸣、乏力、多梦等。也有不少病人直到出现高血压的严重并发症和靶器官损害后，才因出现相应的临床症状而去就医。像胡传江的母亲那样，一发病就出现极为凶险的后果的例子也并不少见。

　　实际上，无症状、隐匿发病，然而却持续、悄悄地造成心、脑、肾、眼底等重要器官的损害，这些特点恰恰是高血压病的可怕之处，也是令人们容易对其忽视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中国，医生在临床诊治过程中只重视开药而不重视交流与宣讲，高血压防控最基本也最简单的环节在中国成为软肋。

　　“首钢模式”难以复制

　　对此，刘力生是有切身经历的。

　　在“文革”时期，刘力生带领12人组成的医疗小分队被下放到首钢，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很快发现，由于炼钢需要力气，俗话说“吃盐有劲儿”，首钢工人普遍吃菜过咸，抽烟喝酒对他们来说也是常事，年轻工人当中血压高的很常见。据粗略统计，当时首钢每天因为高血压休工的工人就有600多人，相当于一个中型工厂开不了工。

　　1969年，刘力生等人在首钢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以控制高血压为主的心血管病人群防治基地。在刘力生等专家的指导下，首钢心血管病防治研究所与首钢各保健站组成人群防治团队，开展以限盐为主的生活方式干预，合理使用廉价降压药，定期随访管理高血压患者。

　　在此过程中，工作队也经常到国外开会，将国际会议上先进的理念应用到首钢高血压的防治上。“那时我们从本意上并不是为了做科研、拿数据，只是想为那里的工人们做点实事。”刘力生感慨道。

　　到1982 年，工作队对最初的 10450 名筛查工人进行10年随访，对已经管理的3178例高血压患者做分析，血压管理率达到 60.8%，控制在临界以下的达 71%。脑卒中标化发病率(即把年龄等影响因素考虑在内计算出的标准化发病率——编者注)从130／10万，干预几年后发病率下降至60~70／10万，脑卒中发病风险下降近50%。刘力生将这一结果在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做了报告，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称赞。WHO曾派专人来考察，认为首钢这种终生管理和随访的模式为流行病研究和高血压管理提供了最佳样板。

　　然而，刘力生如今看来，这种模式现在并不太容易复制。“目前来看，最适合的方法还是在社区开展慢病防治工作，通过提高社区服务站的治疗能力、宣传能力，将高血压在基层控制住，否则有再多的‘协和’‘阜外’也于事无补。”

　　在中国大城市的大型三甲综合医院里，高血压的治疗水平实际已与国外并无两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的高血压科门诊每天都人满为患，很多患者是坐了高铁、飞机，从内蒙古、黑龙江等地专门跑来求医的。安贞医院的高血压专科是由中国医师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余振球建立的，他在国内首次提出了高血压学科的概念。在高血压防治方面，余振球提出应该让病人重视自测血压，成为高血压防治的主体，并认为县医院才是高血压防治的主战场。

　　为了向患者详细了解病情和解释治疗方案，余振球对每位病人的诊疗都要花上至少半小时，上午的门诊通常都要拖到下午一两点才结束。在他的座位旁边，贴着一张A4纸，上面写着他的微信公号名字“余振球与高血压”。他指着那张纸告诉每位来求诊的病人，关注这个公号，就能了解很多有关高血压的科普常识。他相信，健康宣教对患者更好地控制病情非常重要，对高血压病人尤其如此。

　　1995年，当看到中国高血压病人数量巨大并且很多得不到恰当治疗，余振球向医院申请成立了专门的高血压科。他解释说，高血压的治疗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开药，通常两三分钟就能“打发”一个病人。但是这样做的效果并不好，因为很多高血压病人不能坚持遵照医嘱用药，在医学上，这种情况被称为“依从性”差；此外，要想控制好血压，还要调整生活方式。因此他需要花很长时间与病人沟通，并开微信公号做科普。

　　余振球对中国当前高血压治疗中存在的问题看得很透，但他的解决方案却未必完美。知名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就指出，“看高血压不需要什么顶尖专家，这是基层的全科医生就能管的事。高血压的控制，不能就药论药，要监督其长期遵医嘱服药，指导患者改善生活方式和调解情绪。患者来大城市、大医院看完病，第二天就坐飞机、高铁走了，后续的用药情况与血压控制都没人管。”胡大一是现任世界心脏联盟理事长、美国心脏病学会(ACC)国际理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他曾经担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

　　刘力生也认为，从宏观层面上，没有必要在每一家大型三甲医院设置专门的高血压科。大医院的高血压科是为了解决疑难杂症的，十几张病床根本应对不了中国数量庞大的高血压病人。大量高血压病人都在基层，而现在中国最急缺的就是“强基层”。

　　然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获成功的“首钢模式”，却无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规模推行。改革开放推动的经济转型，令中国社会从集体化走向原子化，基层医疗机构也一度涣散无力，这些因素都不利于高血压的防治工作有效开展。在“首钢模式”取得成功的40年后，中国一些地区的基层高血压防控力量却比当年的首钢还要落后。

　　高血压防控力量的薄弱，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中国医疗模式与医学理念上的某些根本性问题。最近的一项大型研究用数字提出了这一问题。

　　2017年10月，阜外医院副院长、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主任助理蒋立新的团队在英国《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有关中国高血压管理现状的文章，其中之一是《China PEACE 170万名成人的数据：高血压患病、知晓、治疗和控制情况》。这篇文章来源于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的研究结果。

　　蒋立新等人从2014年9月至今，在全国31个省开展了统一方案、统一培训、统一设备、统一质控的人群心血管病风险筛查，累计筛查了35~75岁城乡社区居民逾170万人，结果发现，高血压检出率为37%，检出的高血压患者中，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分别为36%、23%和6%。

　　文章一发布，就在医学界和社会上激起了波澜。由于有严密的项目设计与严格的质控管理，蒋立新对自己的数据非常自信。比如，在了解高血压患者的治疗情况时，她们调用的是基层医疗机构的原始数据，而并非由医生自己填写问卷。不过，蒋立新也坦承，她们的研究目的并非是中国高血压的流行病学调查，样本选取的方法也不同于流调，数据只能说明项目所涉及的这部分人群情况。但她认为，这依然能够反映出中国当前高血压防治的症结所在。

　　根据蒋立新团队在同期《柳叶刀》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的降压药物：可及性、价格和处方用药研究》，在她们调查的3362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有8%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没有任何降压药物，配备有所有4类降压药物的机构只占34%，其中西部地区机构和村卫生室的药物可及性更差。此外，仅有33%的机构配备有指南推荐且价格较低的降压药，但这类药物高血压门诊处方中的使用比例仅占11%。

　　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副主任严晓伟认为，尽管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的高血压流行情况，但蒋立新从事的是一个长期研究项目，未来这一项目的后续研究结果是很值得期待的。“这实际上是一个队列研究，它可以长期跟踪、评估一个固定人群的高血压病情发展情况与治疗干预效果。而且它的数据质量比较好，这在中国也是比较难得的。”

　　“我们现在高血压防控的问题是一条腿长——大医院医疗水平堪比国外，但另外一条腿短——基层防控网络却形同虚设。”对此局面，胡大一分析说，既要指导患者用药，又要指导他们调整生活方式，对于社区及乡镇村的基层医生来说，激励是什么？如果没有付费机制的调整，是改变不了局面的。

　　为此，他举例说，在英国，是全科医生管高血压。而英国医保体系考核全科医生，不是看他们用了多少药，而是看他们管辖范围内病人的高血压达标率，比如5年后卒中有没有减少，复发的有多少等。控制率越高，做得越好才付费越高，而不是开药越多付得越多。

　　在美国40~75岁的高血压患者中，治疗率达73%，控制率高达61%。因此，在胡大一看来，“不管中国的高血压控制率是6%还是百分之十几，两者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与美国的高血压防治水平有着巨大差距。”

　　调低“门槛”的冲击

　　眼下，刘力生正在为修订最新版《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而忙碌着，这位中国高血压防控工作的“老将”和她的同行们目前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最新发布的高血压诊断标准。

　　2017年11月，美国心脏协会(AHA)与美国心脏病学会(ACC)联合发布了新版高血压防控指南，按照这一指南的规定，高血压的“门槛”由以往的140／90毫米汞柱(mmHg)下调为130／80毫米汞柱。此前，收缩压在120~139毫米汞柱、舒张压在80~90毫米汞柱之间的血压，被称为“高血压前期”，而新指南取消了这一名称，将其改为“高血压1级”。

　　这份指南发表在2017年11月的《高血压》杂志和《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指南的主要执笔人、图兰大学教授保罗·惠尔顿(Paul K. Whelton)在一份声明中说，一旦血压升高，很快就会伤害血管；而一旦升高到高血压1级，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生风险，会比血压正常者高出一倍。

　　刘力生表示，最近，为了修订中国的指南时要不要跟随美国的高血压新标准这件事，高血压联盟在上海召集了一次讨论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应当对美国的新标准“say no”。据她介绍，历史上，欧洲的高血压指南就一直与美国“对着干”。对于此次美国的动作，欧洲的心血管医生也表示无法认同。

　　要准确理解美国修改高血压的定义这件事，需要稍稍了解一下高血压的发展历史。1957年，美国弗莱明汉研究首次定义，当血压≥160／95mmHg时就是高血压。从此，高血压走进了数字时代。全世界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高血压指南是美国于1997年制定的，当时只有薄薄的6页。而40年后的今天，美国的新版高血压指南篇幅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92页，此外还有一个更长的附件。

　　对此，参与国内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的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生张宇清表示，40年间，美国的高血压指南已经历经了7次修订，从此可以看出医学界对血压这个生理指标的认识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高血压定义的改变才是常态，不改才是反常。

　　“血压本来是一条连续平滑的曲线。你从疾病发展史就能看到，‘高血压’其实是人为界定出来的，它更像是一个管理学意义上的概念。”张宇清说。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专家都反复提到的一句话是“高血压只是一个mark(标志)”。这句话的意思是，高血压是一种慢性基础病，是许多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是人体内一系列病变的冰山一角。

　　一旦得了高血压，就预示着你的心、脑、肾等器官已经开始受到损伤，且即使血压得到控制，这种多器官损伤的进程也依然无法完全控制。多项流行病学和队列研究资料均提示，随着血压升高，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致死率均显著增加。血压水平从115／75 mmHg开始，每升高20／10 mmHg，冠心病死亡和脑卒中死亡率均翻倍升高，而到了140／90mmHg，相关风险会急剧上升，因此，这才将高血压的标准定在了这个点。

　　张宇清说，调低高血压的门槛，对于中国目前而言并不大现实。“我们这次修订指南并没有改变高血压定义，但参考美国的这一标准，对于临床上控制血压的目标会更加积极。”

　　保罗·惠尔顿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新版指南建立在过去三年的1000个已发表的研究的基础上，其中主要是由SPRINT的研究结果决定的。”SPRINT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组织的大型临床研究项目“收缩压干预试验”的英文缩写。2015年NIH停止了这项研究，因为它已经清楚地表明，更加积极地通过治疗把收缩压控制在120以下，可以挽救很多生命。

　　据介绍，虽然新版指南会让美国14%的人口新增为高血压患者，但他们当中只有1.9%的人需要处方药治疗，因为指南在很大程度上要求高血压患者进行生活方式的调节；同时也呼吁更多的医疗协作以及通过远程医疗对病人进行监测，包括让病人在家里量血压；以及让病人成为医疗的中心，并强调生活方式的改变最为重要而不是用药。

　　惠尔顿说，“让美国人改变饮食与健身习惯是不容易的，但医疗界和病人仍应该努力。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一个挑战，但这是控制高血压的基础，必须抓住它。”按照美国心脏协会(AHA)的计划，他们将开展新一轮的媒体宣传，包括推广新指南、让美国人知道高血压的危险，尤其是在缺乏症状的情况下。

　　按照惠尔顿的说法，美国新版高血压指南虽然调低了高血压的标准，但是并非着眼于药物治疗，而是专门构建了预防高血压饮食方式，包括多吃水果、蔬菜、低脂或无脂饮食、全谷饮食、低钠摄入。该指南同时也提倡节制饮酒，以及每周三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的体育锻炼等措施。同时，指南对正确测量血压的方法也进行了说明。

　　在美国西雅图从事心血管内科临床工作的华裔医生高磊认为，对于美国的指南，中国也没必要盲目跟风，而应该依据自己的大规模临床数据来制定标准。但他指出，美国大多数同行包括他个人在内，都认可SPRINT的研究结果与本次出炉的新指南。“实际上，我发现，对美国新版指南反应比较大、议论比较多的反而是中国国内，美国总体来说比较平静。”

　　令中国医生对美国新指南疑虑重重的原因，更多还是现实层面上的。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华山医院心内科副主任李勇就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考虑到我国各地经济发展基础、卫生资源分配以及医疗保险覆盖的巨大不均衡性，各地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达标率均差异极大，如果将高血压诊断标准下调，是会对改善我国高血压的治疗和管理激励有利作用，还是反而导致患者、医生以及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对控制高血压产生畏难恐惧，反而增大了工作惰性？

　　即使在美国，医疗界也有类似的担忧。纽约西奈山伊坎医学院教授弗兰兹·莫塞利(Franz Messerli)认为，几个月之内，美国符合高血压标准的人口就从7200万增加到1亿，这些人血压都处于被警告的水平。许多处于一期高血压的病人处于低风险状态，但是给一个健康的人戴上一个疾病的帽子是要花费代价的。 “新指南的执行有一个可行性问题，一下子要诊断和治疗那么多多出来的高血压病人，我们的家庭医生如何应对这种额外的工作量？”

　　很多人担心，如果调低高血压标准，将很多原来的健康人定义为“高血压病人”，会带来医疗费用的大幅上升。对此，高磊表示，对于收缩压在130~139毫米汞柱、舒张压80~89毫米汞柱之间的高血压1级患者，新指南推荐首选采用调整生活方式的办法而非药物来控制血压。但仍有医生质疑说，想要一个人改变生活方式的难度很大，患者对此的依从性会比吃药更差。在这种情形下，患者最终还是会走到用药这条路上来。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附属哈特福德医院心血管科主任保罗·汤普森(Paul D. Thompson)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就表示，他对新指南采用后低风险患者的过度治疗有所担心。“我觉得，对高血压的新定义有利有弊。根据更严格的标准把更多的人确诊为高血压患者，这些人会受益，但是也不排除有另一些人将接受不必要的治疗。”

　　汤普森相信，130／80毫米汞柱的标准对很多人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不是所有人。指南没有为高危和低危人群制定他们目标的血压，所有的人用一个标准是有缺陷的。“我们的病人在遗传上、生理上、代谢上、病理上、心理上、社会学上都不同，因此，不可能在对他们进行高血压的诊断和治疗时都采用一个标准。把美国人的血压都按照统一的指标来降低，这个想法显然是荒唐的。我希望，医生不要去管什么指南，而应该继续按照病人的情况去治疗，而不只看毫米汞柱。”

　　阜外医院副院长、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主任助理蒋立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明确表示，她毫不怀疑美国此次调整高血压标准的科学性。然而，高血压诊断标准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同时还是个管理问题。关于中国到底要不要跟随美国这一指南，从宏观公共卫生层面来看，各国的经济水平和疾病整体负担等存在巨大差异，理解中美两国当前高血压的防控局势对于回答这一问题十分必要。

　　她举出一些数字：以美国新版高血压诊断为标准，根据美国NHANES的2013~2014年度数据和中国健康与营养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2)数据进行推算，美国高血压患病率将增加26.8%, 中国则将增加45.1%，推荐降压治疗患者在美国将新增750万, 在中国将新增5530万。

　　“这提示我们需要充分、审慎地评估美国指南当下对我国的适用性。美国高血压防控的现状是追求‘更好’，中国的当务之急则是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尽快扭转高血压控制率如此低下的局面。我国高血压防控现阶段的着重发力点应当围绕在公卫资源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防控效果，提高防控的效率和效益。”

　　刘力生对美国的情况十分了解，她指出，在慢病控制领域，美国的“凯撒模式”也非常值得学习。美国凯撒医疗系统是一个集医疗与保险为一体的非营利组织。集团下辖的医院收入是每年预付的，不会因为多出诊、多治疗而盈利，实现了患者健康、医院利益、医德之间的利益平衡，会员越健康，越少生病，医院的支出就会越低，集团盈余利润就会越多，医生的收入就越高。在这种模式下，美国凯撒北加州医疗系统的高血压控制率高达90%。

　　身为知名的心血管医生，胡大一多年来一直公开反对包括滥用支架在内的医疗服务体系，痛陈国内以经济效益为导向而导致的过度医疗的危害。在谈到中国目前高血压防控的现状时他说，“医保的付费机制应该是有导向的，应该向预防与康复倾斜。我国高血压控制率低，说到底，还是医疗模式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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