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近30年中，有太多学子名落孙山。一些有坎坷遭际的落榜生对自我价值的不断追问，呈现了这个群体在一条分数线下对时代的非主流解读

　　潘大为：1978年考北京电影学院失败。现为自由摄影师。

　　“真是万里挑一”

　　1978年6月，20岁的潘大为从太原坐火车到北京，参加文革结束后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一届招生考试。他记得，当时的电影学院还在北京北郊的朱辛庄，到了北京后，还得再倒长途汽车。

　　潘大为当时已经做了三年的小学代课老师。虽是教体育，但别的老师如果生了病，他也什么科的课都上。学校领导找他谈话，说要给他转正——每月领50多元工资，但他的心思却不在这里。

　　“我的心很大。当个桃李满天下的老师？我好像不是这个意思。”这时，他听说了电影学院招生的消息。

　　潘大为喜欢摄影。他也像那个年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喜欢整夜在家里冲洗照片。周围的人有个需要拍照的事，都会找他，公认他拍得好。他最喜欢的是，看到早晨时还是湿淋淋的照片，贴在玻璃上被阳光晒干，“噼”地一下跳下玻璃。

　　潘大为带了三张自认为还拍得好的照片，到北京报考电影学院的摄影系。

　　1977年和1978年，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是非常特殊的年头。在文革中停止招生考试11年之后，大学的门突然又向社会敞开。积累了十余年的青年学子涌向考场——这两年的考生加起来共有1160万。最终，40.1万人考上，录取率为29:1。

　　但是潘大为报考的电影学院，录取率又岂止是29:1。潘花5角钱报上了名。他不知道那一届有多少人来报考这个学院，只知道，他的报名费收据的编号，是30538号，已经到三万多了。

　　“我清楚记得，那一年摄影系一共从全国招12个学生。这该是万里挑一了吧”，潘大为说。

　　考试的第一关，是面试，三个主考老师，看了他的作品后，问了些不太难的摄影知识问题。潘大为记得，还让他看了一份测色盲的图。然后告诉他，回去等消息吧。

　　潘大为觉得自己都傻了——他带来的三张如火柴盒大小的三寸照片，没法和其他考生相比。“人家的才叫摄影作品，不光大，整个显得很有想法。相比之下，我带的那个，只能叫照片。记得有个从保定胶片厂来的考生，其实就在给老师放小电影了，他胶卷太多了。”

　　不想过了两天，他得到了去参加第二次考试的通知。这次考完后，潘大为知道，自己彻底没戏了。他不懂得，学摄影还要考美术，考素描，这些他从来没学过。

　　大概到了6月15日，潘大为接到北京电影学院的一封油印的通知书：“潘大为同学，你积极响应华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怀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火热感情来报考我院，这种奋发有为的精神，是十分宝贵的。但由于本院录取的名额有限，因此绝大多数的同学不可能被录取。现在，经过初试考查，你报考我院摄影系未被录取，望你正确对待，坚守本职岗位，安心工作。安心学习，再接再厉，为实现我国新时期的总任务积极做出自己的贡献。”

　　“如果那年我考上了，我就会和张艺谋、顾长卫他们同班了”，潘大为说。但是，经历了这场考试，潘大为明白，自己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他有种眼界突然打开的感觉：原来，自己在此之前还根本不理解什么是“摄影”二字。

　　从考场上败下来的潘大为，汇入了那两届全国落榜的1120万人的洪流。但潘从此立誓，一定要争取在来年考上这所学校，其他的学校一概不予考虑。

　　潘大为的全部努力，就是竭力靠近电影。他虽然已经转到了一家挺不错的工厂去上班，但却总往外跑——找机会跑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去帮忙兼进修，去山西电视台与北京方面合办的一个电视新闻训练班里蹭听。同时，刻苦准备摄影系的课程。

　　但是，电影学院的摄影系在1979年没有招生。1980年也没有，一直到了1982年时，潘大为有了其他的想法。他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实习时，发现在电影厂干摄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活儿。你要从第三助理干起，升到第二助理、第一助理，等到可以单独掌机时，已经是四十大几的人了。“那么老的摄影助理还在测光，头发都秃了”。他觉得，还不如去干电视。

　　1983年，潘大为进了山西电视台。他正式放弃了考电影学院的想法。不到一年，他已经开始单独掌机。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电视业正在开始起步。像潘大为这样，从各个途径进入到电视台，又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大有人在。但是很快，从正规科班院校毕业的人，在电视台开始越来越多起来。

　　潘大为与这些新毕业的大学生们关系都不错。他们可以一起拍片、喝酒、侃大山，但他心里总是隐隐觉得，这些人身上有种优越感。“和他们在一起玩时，他们会谈到学校啊，同学啊，没有这种校园经历，就少一个东西跟他们交流。”

　　但潘大为心里暗暗立誓，自己要做这一行里最好的。他总是往北京跑，大量看片子。北京有外国电影展时，他一场不落。同时，他盯着这一行中最优秀的人，从他们身上学东西。他没有同张艺谋、顾长卫等成为同学，但这不妨碍他后来与他们成为朋友。“我的学习方法，一个是从这些优秀的人身上学，一个是看片子。我读书真不多。但是我读一本就能用上。”

　　1989年，潘大为以一部音乐片《好大的风》，入选中国电视艺术家代表团去日本交流，他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团员。后来《好大的风》还进入了北京广播学院的摄影系教材。这时，山西电视台就已经盛不下潘大为了，他到了北京发展。

　　至今，潘大为以一个自由摄影师的身份，出入中央电视台和各个电视制作单位。来找他拍片的人，从来没断过。

　　提到今天的北京电影学院招生，与他当年参加的考试有什么不同，潘大为想了想说，第一，今天的考生专业准备更充分，第二，是考试后面的“手段”也更充分。

　　“说实话，对于摄影专业来说，不进电影学院，也可以干出来。但是，全亚洲就这么一个纯粹的电影学院，经过专业的培训还是很不一样的，有几个人能自学成才呢？”对潘大为来说，考电影学院落榜，仍是他终生的遗憾。

　　1987年，潘大为的妹妹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那是我对她下的‘死命令’，”潘大为说，“她考上了，我就像我自己上了这所学校一样高兴。”

　　崔燕：1991年，为保升学率，学校不允许崔燕参加高考。当时她就读于陕西省宝鸡市宝鸡中学88级文科班

　　“如果回到当初，我一定要去复读”

　　15年前的崔燕长相漂亮，性格开朗，思想上晚熟。宝鸡中学是重点中学，学校的气氛紧张压抑，文科班里却聚集了一股“逆流”——崔燕和朋友们经常在晚自习间溜出去喝酒，醉了就击节高歌；或者在周末坐上火车，到观音山的小河沟里游泳。崔燕说，那是“一群风花雪月的孩子”。

　　崔燕小时候学习很好，高中却一直过得浑浑噩噩。临近高考的6月份，学校举行了预考，为保升学率，依照预考成绩，班里有十几人不被允许参加即将到来的全国统一高考，崔燕在其列。

　　90年代初，崔燕父母所在的物资系统，在当地被认为是很好的单位，系统内部有个技校，学生毕业后不必当工人可以在办公室工作。1991年7月7日，就在崔燕的同学们踏进高考考场的同时，崔燕去参加了技校的入学考试。那一天，她答完题出来，刚好碰见从高考考场出来的同学们。崔燕硬着头皮上前去鼓励了他们一番，“其实当时心里特难受。”

　　在别人焦急等待放榜的日子里，崔燕一个人悄然前往江西的外婆家过暑假，还在外婆家的时候，同学们的信就一封封地来了，说的都是谁谁考上了哪里的消息。

　　崔燕把技校的两年称作是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光。在那里她是班长、优等生，可是学校发的校服她从来不穿，觉得丢人。

　　崔燕只饥渴地等待着一样东西——信。高中同学的信，来一封回一封，一周往返好几封，每封信都漫长得很。在信里，崔燕仿佛看到外面眼花缭乱的精彩世界，也试图帮他们分担与那世界初接触的甜蜜的痛苦。

　　熬到技校毕业，崔燕分配到物资系统内部的一家机电公司，做汽车销售。刚工作时崔燕还算是个业务骨干，因为经理是公司里为数不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让崔燕感到亲切。但干了一年多之后，崔燕的热情就耗尽了。大部分时间，别人是喝茶聊天，她是喝茶看小说。

　　“当时的工作环境还不错，但是我的心情一直是沮丧的，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在工作之余，崔燕参加了中文专业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一周上两三次课，坚持了一年多，后来不了了之。

　　每年，崔燕最盼的就是同学聚会，但这种聚会越来越少。“说来说去也还都是当年那些老事，我们这群人在一起从来不聊工资、不问买车买房，要比，我们会去找别人。”

　　当年技校的同学们，大都是一毕业就忙着介绍对象，早早结婚生孩子，可是崔燕不，一年一年，她在旁人异样的目光里固执地等待着爱人，也等待着命运的转机。

　　1997年，在一次杂烩式的同学聚会里，崔燕见到了现在的老公，当时他正在南京某军校读研究生一年级。与这名初中同学建立起恋爱关系后，崔燕像变了一个人，学外语、准备考会计职称，整天精神抖擞，她知道自己的人生将在两年后改变。

　　1999年夏天，崔燕离开宝鸡，如愿来到南京随军。秋天，崔燕在南京找到第一份工作，是丈夫的一个熟人帮忙介绍的。那是一家美容机构，面试时老板娘对崔燕的谈吐气质十分欣赏，并没多问她的学历就把她留下了。后来老板娘又把崔燕介绍给她丈夫开的一家做出口生意的公司，崔燕在那做了一个月出纳后，即升任财务主管。虽然这样的职位在对外招聘的要求上也写着：大学本科毕业，英语6级，但他们看中的是她的业务能力和军嫂身份。

　　2002年，崔燕应聘到另一家公司做培训主管。在递交申请材料时崔燕谎称自己是陕西财经大学毕业，对方看了她的工作履历，就叫她过去试用。起初，公司人事部门几次催她把学历证书交上去，她勉强搪塞，后来待她的工作上了正轨，人事部门好像也把这事忘了。

　　2003年，崔燕通过了注册会计师考试的第一门。这一次，她学得非常刻苦。“文凭一直是我的一个情结。我觉得无论如何，必须给自己一个说法。”

　　2004年，崔燕怀孕生子。

　　2005年，崔燕得知，她曾经工作过的机电公司解体，职工都买断工龄下了岗。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高考绝对是决定命运的最重大的机遇，如果再回到当初，我一定要去复读，读到考上为止。”2006年夏天，崔燕带孩子在宝鸡度夏，9月，她准备一个人回南京，参加注册会计师资格的另两门考试。

　　于晓明：1999年参加高考，落榜后曾上民办大学，一年后退学自主创业。毕业于烟台荣阳一中

　　“自主创业：是拿命换来的”

　　“你有四十了吧？”每当听到初次见面的人如此推测自己的年龄,叹号和问号都会接连产生在于晓明面前,“我有那么成熟吗?！”

　　每晚,结束了当日的工作与应酬,于晓明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自己的“宿舍”——十几元可以过一夜的洗浴中心。第二天他提前到办公室换好工作服,又开始了新的一天。

　　他是一家二十几个员工规模的电脑公司的负责人。公司资金短缺, 为了最大程度的节省开支，他已苦苦支撑了一年。

　　于晓明曾经对自己前程似锦的未来毫不怀疑,在市政府做官员的父亲为他设计好了名牌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的发展路线，甚至已经讨论到带着媳妇回国,买什么酒好的细节。然而高一下学期父亲的突然去世让一切转眼成空。家道中落,于晓明和母亲饱尝了“人走茶凉”的滋味,依靠母亲看仓库的微薄工资和每个月十几元的补助，母子俩勉强度日。

　　从那时起，于晓明对高考失去兴趣，想尽快工作。高考成绩还没出来，他就去了烟台的一家宾馆做服务生。放榜后他也没去查分,母亲打来电话告诉他落榜了,叫他快点回去想办法,他也没有理会。

　　拗不过执意要自己上学的母亲，于晓明带着行李来到位于青岛的一个省级民办大学——滨海学院，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学习当时很热门的计算机专业。

　　于晓明很快发现学校里教授的知识过于理论——虽然每天都在讲CPU，但有的同学直到毕业都没见过CPU。

　　他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能力锻炼，担任了班长和学生会干部，每天忙于组织各种学生活动。大二上学期他退学了，离开的时候甚至还没想好退路。

　　工作前两年，于晓明先后在青岛信息城的两家电脑公司任职，当他经历了与老板的意见不合后，前思后想，下定决心开办自己的公司。

　　于晓明把家里仅有的4万元钱全投了进去,这仅够交一年40平方米门市的租金。他开始一点点跑业务，公司从最开始的3个人慢慢扩大。

　　虽然嘴上不愿多说，但于晓明知道自己一直没有走出高考的阴影。“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平等,不论是在家庭还是工作的领域,高考是惟一次平等的事情，但我却没有把握好。”失败的巨大耻辱感，来自于对自己寄予厚望的母亲与亲戚。

　　“我已经失败一次了，不能再让我的亲人忍受我的失败”，公司曾经遇到过数次难关，都在于晓明破釜沉舟的坚持下挺了过来。回过头来看自己工作这四年，他感觉如果有些成绩，“那也是用命换来的”。

　　在学校时他曾经有个女友,工作后，于晓明一年多都没有陪她逛过一次街,随着应酬越来越多,白天说太多话，晚上到了家话也懒得说。开始时累的倒头就睡,后来是连续八九个小时看碟,一部电影看七八遍,傻傻地乐,却记不住情节。女友最终离开了他。

　　“我总想再坚持一下就好了”,这三四年于晓明其实老想休息,有时他会逼自己把工作放在一边，在一个环境好的饭店住上一天。可第二天就后悔了,心里有负罪感。

　　“我把自己逼得太紧了，已经停不下来，只有到我能在青岛买一个像样的房子和车，把母亲和家里的老人都接出来。我的心理压力才能缓和，也许那时我才能洗刷高考失败的这个耻辱。”

　　我们那个班：

　　1975年，潘大为毕业于山西省太原三中。全班同学近60人。考上大学的，不超过10人。多数都是在山西本省的院校，只有一人去了西安，一人去了华东。大学毕业后，有的进了山西省的报社，有的进了大型国企，有的去了医院。现在，这些人大多工作稳定，但收入有限。而没上成大学的，有的在商店里当售货员，有的在区级的工厂里干活。现在下岗的也多数是这些人。“下岗的人，占了班里同学的百分之六十。”潘大为说。

　　我们那个班：

　　1991年高考，崔燕所在的班，考上大学的和落榜生各占一半，25个落榜生，有的选择复读，有的通过其它成人教育机构拿到文凭，最后，没有拿到大学文凭的人不超过10个，时隔多年，很少有同学了解当初那些落榜生的生活状况。

　　我们那个班：

　　1999年，第一年大学扩招，于晓明班上的同学，高考的情况要比往年好很多。班级里有70人,考上专科以上的占一多半,而且不乏北大、清华、浙大这样的名校。落榜生占另一半,十几人自费去加拿大留学,这属于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也有一些人因为家里有关系虽然落榜但上了大学，如去读军校的；剩下有的同学复读，有的去上民办大学。

　　现在，当年继续上学的同学大部分刚毕业一两年,事业顺利的比较少，正处于频繁跳槽换工作的上升阶段，也有的人到目前还没有工作。

　　于晓明所在的烟台荣阳一中，是省重点学校。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艾禾 曹红蓓 孙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