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扭曲的中美合作办学项目：洋大学办事处监管难

　　美国时间2月10日

　　《纽约时报》发表报道，指出迪金森州立大学(Dickinson state university，又译作狄克森)被发现录取了数百名不具备入学资格的留学生，并在其没有完成课程的情况下授予学位，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学生。

　　2月14日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在微博中发布消息，提醒未来留学生和家长注意，美国迪金森州立大学存在滥发文凭问题，并与国内多所知名高校有合作项目。

　　2月16日

　　新华社、央广等媒体发布相关信息，称教育部已要求驻美使馆教育处联系学校和相关学生，进行调查处理。

　　美国高校面临“中国难题”

　　“作为州立大学滥发文凭这还真是第一次听说。以前也有私立的野鸡大学弄假文凭，见报后都被取缔了。”

　　2月22日，记者联系在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任教的晓芃老师时，他表示，这只是个案，但也部分反映出美国高校的管理漏洞和国际招生热中存在的问题。

　　晓芃说，由于经济不景气，州政府收入减少，自2008年开始各州都相继开始裁减预算，其中包括公立学校的经费，“我所在的佛罗里达州每年都有15%到30%的缩减。拨款不够就要涨学费和争取生源，尤其是要交高额学费的外州生源。学生修课多，政府拨给学校的钱也相应多。”

　　但晓芃也强调，一般学校虽然更愿意招收海外学生，但都会按照规定招收，比如对托福成绩的要求等，“这些都会影响到每5年一次的由独立机构进行的教学认证，作弊是瞒不过的。所以一般学校不会乱来。”

　　展江教授也认为这起州立大学沦为文凭作坊的丑闻只是个例，“美国高校的教学质量普遍不错，但扩招也的确导致部分高校质量下降。虽然美国的监管体制比较完善，但这次的反应太慢了。”

　　但记者了解到，与该校类似的是，在这一波国际招生热中，众多美国高校正面临棘手的“中国难题。”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媒体开始关注中国留学生大量增加所引发的问题。2011年11月3日，《美国高等教育纪事》刊登了与《纽约时报》的合作报道《中国难题》(The China Conundrum)。列举了美国高校面临的难题：包括如何分辨大量捏造的入学申请，如何应对英语水平和学习习惯无法胜任美国课堂教学的中国学生等。

　　这些问题在此次迪金森大学事件中也能窥见一斑，调查报告显示，“中介传来的中国学生电子成绩单问题很多”、“让25名已经入学的中国学生重考托福，发现其中21人的成绩达不到招生要求。”

　　数据显示，从2008年美国放开签证政策以来，中国留美人数以每年至少20%的速度递增。根据国际教育协会每年公布的美国门户开放报告，2010/11学年，中国留学人数为157558人，比上一年增加了23%。报告还特别指出，中国留学生在美读大学本科的人数增加了43%。

　　晓芃亲历了这个变化，“对一些小州，尤其是人口少、生源少的地方， 如果学校又缺乏影响力，招收外国学生确实是扩大影响力的好方法。很多大学都对海外扩大招生，尤其是本科生。我读书时几乎没见学校有从国内来的本科生。等我三年后毕业时，校园里已有扎堆的刚从国内过来的本科生。”

　　美国高校很快发现，这些“来自中国迅速扩大的中产阶级、付得起全额学费”的新一代留学生不太一样，他们在生活能力、学习努力程度、应对文化冲突等方面与上一代留学生不同，在面对压力和不适应时，有些学生会选择旷课来逃避。

　　国家发改委培训中心特聘留学顾问、金东方美国部技术总监张伟用正在帮一批就读国内高校国际合作项目的学生办理出国申请。他将选择这类项目的学生分为两类，“一类是真正想读书的学生，对合作项目中的外方院校不满意，希望能申请到更好的大学；另一类则并不在乎出国是否拿到学位，或者国外文凭是否有含金量，就当参加了一次出国夏令营，大不了回国继续拿国内的学位。”

　　美国高校也在寻求解决办法，提高录取标准是其中之一，尤其是排名前100的美国院校。嘉华世达美国部总监王敬说，从2008年开始为吸引中国学生而大量涌现的双录取模式会被好学校慢慢放弃，“与在项目上经验丰富的英、澳相比，美国许多院校显然还不知道如何更好应对。”

　　另一方面，在教学方面，高校也在针对新情况作出调整。2011年底，记者在美国加州多所大学采访时，很多学校的国际项目负责人都强调他们开设了帮助国际学生融入美国学术生活的课程。

　　洋大学中国办事处监管难

　　在此次迪金森事件中，还有一个机构扮演了重要角色，“迪金森州立大学中国办事处”。2009年4月24日，大连东软信息学院与迪金森州立大学签署合作签约，同年12月19日，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与该校签约。学校网站的新闻纪录显示，出席人员除了迪金森大学副校长Hal Haynes外，还有该中国办事处的主任等人。

　　“招生者佯装是大学雇员诱使学生选择迪金森州立大学，而且他们歪曲了交换项目的灵活性(比如，告诉学生可以转到该交换项目里并不囊括的专业。系主任因此不得不为这些新学生仓促设计学习课程)”，“而这导致文凭被授予那些合作协议之外的专业，以及没有专业基础或没有上过任何核心必修课的学生”。调查报告显示，该办事处工作人员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

　　迪金森州立大学校际关系负责人玛利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中国，迪金森州立大学有不止一家办事处为他们录取参加这种课程项目的学生，“但这些人并非迪金森大学员工。这些办事处并不能代表学校，包括这个交流项目。学校已经决定不再和这些办事处合作，也不会再采用通过办事处的录取方式。”

　　虽然目前已经在网上搜索不到任何关于迪金森州立大学中国办事处的信息，但依旧很容易搜到不少国外院校驻中国办事处的网站，有些还直接冠以“某某大学中国招生代表处”的字样，既有美国院校，也有英、澳、加、日等国院校。

　　但对普通消费者而言，辨别这些办事处的真伪优劣并不容易。业内人士表示，虽然一些代表处设立的初衷是为了推广院校，寻找合适申请者，乃至应对申请材料造假问题。但现实情况是，一方面远在千里之外国外高校在监管时觉得鞭长莫及，另一方面，国内机构对这类办事处的监管也很困难，难免产生类似迪金森州立大学这样的事件。

　　“这类办事处至少有几百家，它们属于三不管地带”，业内人士评价。每年3月的国际教育展，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常会向观展的学生和家长发布以下提醒，“教育部从未审批通过任何国外高校在华设立办事处(代表处)，提醒观众对任何以国外高校办事处(代表处)代表或代理身份进行招生宣传的组织和个人保持警惕。”

　　“这些办事处多属于公司性质，根据相关规定，只能从事宣传推广工作，不能招生，但现实中，宣传和招生的界限往往很难区分，也难以监管，学生利益一旦受损也很难维权。”王敬曾接触过此类案例，“学生通过某国外高校驻中国办事处办理该校的留学事宜，前期签了协议缴纳了相关费用，但中途办事处却撤了，学生只能自认倒霉。因为这些办事处不受教育部监管。”

　　王敬也认为，在此次事件曝光后，家长和学生在选择学校和机构，尤其是面对所谓国外高校驻中国办事处的宣传时会更为谨慎。

　　当然，记者也了解到，有一些国外顶级院校会在中国设立中心，如哈佛大学上海中心、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等，这些中心属于企业性质，主要目的在于加强与中国院校的合作交流。这类中心的详细信息可在学校官网上查询到。

　　中方机构恐也有责

　　“既然美方审计的是联合办学项目，涉案的中国学生都应该属于中美联合项目的学生，以此而论，中方机构恐怕也有部分责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李奇这样认为。

　　在记者发稿时，迪金森州立大学已经从教育部涉外监管信息网公布的美国院校认可名单中删除。但专家们认为，此次迪金森大学的丑闻曝露也对中国机构加强监督提出了更高要求。

　　目前，从一些高校公布的中外高校合作办学条例看，在入学要求、项目管理体制等方面，这些高校都会有明确的协议规定。但在这一事件中，很多中国学生都缺乏必要的文件档案，有些没有托福或雅思证明。

　　迪金森州立大学事件中，受影响的学生选择的多为双学位的联合培养项目。在部分国内合作院校的网站上，也能从签约新闻中看到，这类项目多采用2+2、3+1等模式。事件发生后，在教育部涉外监管信息网上并没有查询到相关项目的信息。

　　对此，北京留学服务行业协会会长桑澎解释，按照教育部的规定，经过中国教育部门审批过的、合法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本科层次以上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在教育部涉外监管网上都可查到，但高校没有实质性引进外国教育资源，仅以互认学分的方式与外国教育机构开展的学生交流活动，不纳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加以管理。

　　据一些高校公布的中外高校合作办学条例看，对入学要求、项目管理体制等方面都会有明确的协议规定。但在这一事件中，很多中国学生都缺乏必要的文件档案，有些没有托福或雅思证明。

　　“究竟是中方机构没有按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还是根本无法提供相应的合格证明材料？还是中美院校双方有意或无意间放松了监管？双方的协议是如何规定的？违反协议规定的是哪边的院校？合作项目有没有具体的监管措施和合理的流程设计？负责审批和监管的相关教育主管部门是否发挥了有效的作用？”李奇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他认为，根据公开报道的信息来看，问题可能出在办学方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没有在输入、过程和输出阶段照章办事，派出方出于利益考虑，没有派出合格的学生，国家层面的监管也不到位、信息不透明等方面。

　　而在桑澎看来，目前一些中外合作项目已经偏离了最初设想的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促进国内教育发展的宗旨，成为一些办学机构谋求利益的途径，急需国家加强监管，“而学生要想避免风险，最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看其是否属于计划内招生，通过高考正式录取，并且项目在教育部网站上可以查到。”(缪晨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