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节，农村话题都能引起社会关注，今年引起社会聚焦的是农村青年的婚恋话题。编出来的“上海女孩除夕夜逃离”，让一段不欢而散的城乡爱情故事一夜之间火遍大江南北。
虽然故事是假的，但是关于城乡鸿沟、阶层固化、社会包容、地域歧视等等，这件事的舆论共振引出了太多社会思考。
“凤凰男”的爱情发生在城市，已经可以在城市立足的他们，仍然可能面临进城恋爱的诸多难题。而我所要说的是我所观察到的，农村青年的乡村爱情，他们的故事不是编的。
今年春节，在农村老家，我见识了一名农村男青年相亲的高效率。
男主角今年只有20岁，却已在浙江打工三年多，女孩21岁，在广东的一个服装厂打工4年。
男孩虽然年龄不大，但是为了不让孩子“剩下没人要”，男方父母从前年就开始给儿子操办婚事。
相亲是在腊月二十八，媒人带着男孩到女孩家中，接受女方父母和亲友的围观。众人面前十几分钟的寒暄之后，女孩送男孩走到村口的公路上，二百多米的乡村小路，十分钟的步行，这是整场相亲男女青年单独交流的时间。
在村口的公路上，男孩父母早已等候，男方家长在对女孩简单的目测与客套之后，媒人带着男孩去见另一个姑娘。
大概一周之后，因为男女青年没意见，双方家庭也都认为对方“条件合适”，大年初五，在媒人引荐下双方家长见面。男方家长拿了一万块钱的见面礼，这意味着双方家庭都不在给孩子安排其他相亲。
按照这里不成文的习俗，因为牵线有功，这位媒人从男方那里得了一份喜钱。据说活跃在附近村子中的一些“专业媒人”，一年的靠保媒拉线赚的钱都比全家种地收入多。
从第一次见面到双方家庭定亲，这对青年单独相处依旧是那二百米的路程，这样高效率的婚姻，与其说是一见钟情，不如说是条件匹配。
近期，在媒体关注下，农村男青年的婚恋问题成为热门话题。在男多女少的乡村，相亲变成了走马观花，决定婚姻的诸多权重因素中，双方家庭认定的门当户对、知根知底、家境殷实等“硬条件”，显然比男女之间的情投意合来的更现实，也更重要。
三年多前，2012年11月，我曾做过一篇关注农民工婚恋问题的报道——《农民工的“光棍节”：漂泊在城乡间的婚恋尴尬》，通过三个农民工各具特色个人故事，反映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青年的婚恋困境。
他们中，有在北京建筑工地打工多年，感叹不敢在大城市谈恋爱的大男孩；有在老家相亲多次，父母逐年抬高彩礼的打工妹；也有在老家有妻有儿，却被迫多年忍受家庭两地分居的北漂保安。他们的故事代表着多个年龄段的农民工遭遇到的情感困惑。
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截至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亿人，21-30岁的农民工占30.2%，外出农民工中男性占69.0%，女性占31.0%。
如今，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进城务工人员的主力，因为漂泊于城乡之间，同样处于谈婚论嫁、生儿育女年龄段的他们，面对婚姻和家庭时却多了些苦楚和无奈。
全国总工会在2010年的调查报告就已经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背井离乡的他们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关系，传统婚恋渠道不复存在，城市中的生存压力又在挤压他们的婚恋空间。
城市无法融入，回家恋爱或许是一个办法，但是在农村老家，他们还容易获得爱情吗？
在媒体的报道中，农村男女比例失调，让一些农村闹出“妻荒”。打工青年返乡后开始出现流水线式的相亲，因为女孩稀缺和攀比风气，结婚彩礼一路疯长。
在这些问题中建立的婚姻，婚后矛盾也链条式连锁出现。贫困、攀比、重男轻女、高彩礼、娶妻难、婆媳矛盾、子女不孝、家庭财产纠纷、高离婚率……这一系列问题或都在相互关联。
最近，社会舆论再度聚焦农村青年的爱情故事，无论是城乡恋爱故事里面的地域落差，还是相亲彩礼故事中的乡风民俗，这些并非一地个例，改变也非一日之功，它们大都是广大农村在社会变革中感染的时代病症。
每逢春节，“返乡”的媒体都将笔触对准农村，乡间司空见惯的日常，变成见诸报端的新闻。究其原因，与其说是如今的农村变化快，不如说是舆论的视角和话语权长期忽视农村。
关注往往是改变的开始，希望这样的关注，能在讨论与反思中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更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农村，呵护家乡。(完)
(作者：中新网记者 阚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