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加入苏共曾因表现太好惊动斯大林

　　1925年10月，上海江湾港口。悠长的汽笛声中，一艘苏联货轮缓缓驶出长江口。甲板上站着一群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望着逐渐远去的港口，唱起了《国民革命歌》和《国际歌》。激昂的歌声在深秋的风中飘扬……

　　这群将要经海参崴乘火车前往莫斯科的年轻人，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根据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派往苏联的留学生。里面有几个应该记住的名字：一个叫张锡媛的美丽姑娘，一年后成为邓希贤的恋人。邓希贤的另一个名字，是邓小平。另外一个操着安徽口音的18岁青年叫陈绍禹，他也另外有一个名字，王明。此外还有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和女儿冯弗能，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等。

　　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个不应被忽视的年轻人——蒋经国。这位注定将在中国近现代史留下深深足迹的年轻人，当时只有15岁，也只有一个身份——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大公子。

　　听邓小平讲巴黎的故事

　　1925年11月，这群年轻人在寒风凛冽中抵达冰天雪地的莫斯科中央车站。随后，全部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校方给蒋经国取了个俄罗斯名字——“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这个名字蒋经国一直用了12年。

　　在网上可以找到蒋经国少年时的照片，方脸，短发。由于蒋介石管教很严，蒋经国脸上总有一缕拘谨的神态。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遗传的原因，蒋经国对政治有着天生的热情。早在上海读书时，他就在五卅运动中担任学生领袖，发动群众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学校当局以“思想危险、行为越轨”为由，将他开除。那年夏天，蒋经国又来到广东，探望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父亲蒋介石。在校园里，他遇见许多来自苏联的学生，感到“只有俄国人才是中国的真正朋友”。

　　留苏的蒋经国积极参加学校的政治运动。尽管离开上海之前，蒋经国已经正式加入了国民党，可他更喜欢跟共产党员打交道，并且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俄共青年团。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革命必先革心》，鼓吹“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这一篇蒋经国留苏期间最早留下的文字记录，被莫斯科中山大学贴上布告栏《红墙》。校方十分欣赏这篇文章，将这位年仅15岁的作者拔擢为《红墙》的编辑。

　　1926年春天，蒋经国所在的班级多了一位来自法国巴黎的插班生。这位插班生比蒋经国大5岁，来到莫斯科之前已在巴黎留学5年——他叫邓希贤，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被校方取了俄国名字伊凡·舍吉维奇。由于他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能力和表达才能，得到了“小钢炮”的外号。

　　蒋经国身材不高，邓小平比他还矮。两人因形体相似，倍觉亲近，交情一直不错，经常在黄昏时到莫斯科河边散步。蒋经国对邓小平在巴黎的经历很感兴趣，向他了解情况(蒋经国留学首选目标其实是法国，后来改变了主意)。邓小平就写了几篇文章，记录了他在巴黎勤工俭学的经历，交给蒋经国编辑的《红墙》发表。

　　1927年，邓小平回国，受中国共产党派遣，到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所属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工作，任政治处处长、学校中共组织的书记。那时，正是中国局势大震荡的前夕。

　　与蒋介石断绝父子关系，仍被苏联扣押

　　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最初一段日子过得还不错。大约1926年底，处于16岁青春期的蒋经国有了一段罗曼史，他和冯玉祥的15岁女儿冯弗能坠入情网，不久又结了婚——当时在莫斯科，结婚是很简单的事，甚至根本不必办理婚姻登记，男女双方情投意合，同居在一起就行了。在大龄男光棍成堆的中山大学，这还真是个奇迹——尤其对蒋经国这种其貌不扬的男人来说。

　　但平静而浪漫的生活很快就被来自国内的风波打断。

　　1927年“四一二”政变爆发，消息很快传到了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立刻召开会议，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行为。满腔怒火的蒋经国在讲台上抨击蒋介石是“叛徒”、“杀人凶手”。不久，蒋经国又在苏联《消息报》发表给父亲的公开信：

　　蒋介石的背叛，并非意外，当他口头颂扬着革命的时候，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共流合污。他的革命事业，已经结束了。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四一二”政变意味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终结，也意味着中国国民党与苏联当局的蜜月走向了尽头。第三国际东方部和苏联当局采取报复政策，一面解散“国民党旅莫支部”，一面大量驱逐中国学生离境。很快，国民党籍的学生几乎全部被清退并遣返回国。滞留在莫斯科的大部分是共产党员。

　　虽然蒋经国发表公开信断绝与蒋介石的父子关系，但苏联当局并不打算让蒋经国回国，几次驳回了他的回国申请。苏方认为，“让蒋经国回国，他一定会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蒋经国成了“人质”。

　　此时的蒋介石一定在后悔。在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他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好，甚至都没有通知自己的长子，导致长子成为留学苏联最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