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加入苏共曾因表现太好惊动斯大林(3)

　　与王明发生冲突，被下放劳动

　　从军政大学毕业后，蒋经国进入莫斯科郊外的狄拿马电气厂实习。后来，因为卷入苏共的“托派”之争，他被送至一个叫石可夫的集体农场劳动。

　　托洛茨基在斯大林等人的排挤下，逐步退出权力核心，甚至被开除出联共中央。1927年11月7日，著名的红场事件发生后，“托派”被定性为反党、反苏维埃和反革命组织，成了被严厉打击的对象。1929年，苏共更是针对“托派”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清党运动……

　　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曾经加入过“托派”组织。后来，为了进入军政大学学习，他退出了“托派”。不过，厄运并未因此放过他。

　　1931年，已经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来到苏联，无意中碰到蒋经国。在一次会议上，不知出于什么状况，率性的蒋经国批评了王明，后者勃然大怒。

　　王明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提出要对蒋经国严加惩处。蒋经国不甘受罚，以身体原因提出申述。好在苏共中央出于政治斗争需要，对蒋经国采取了保护措施，只是把他安排到莫斯科郊外石可夫集体农场劳动。第二年，他被送到西伯利亚的的阿尔泰地区做工。

　　1931年前后，是蒋经国在苏联最难熬的时光。当时，苏联发生了“大饥荒”，消费品奇缺。半生追随蒋经国的谋士王升，曾经记载蒋经国这段近乎传奇的生活经历——那时候，蒋经国常常身无分文，甚至还讨过饭。一次，发现一家餐馆后面有一条地沟，里面漂浮着一层油水，饿昏了的蒋经国把油水舀起来，装在罐子里，回去之后烧着吃。还有一次，蒋经国生病倒在路上，幸亏一个叫“小彼得”的要饭孩子，把每天讨来的饭送给他吃，救了蒋经国一命。后来，“小彼得”死了，蒋经国还写过一篇文章《永远不要挂起白旗》，纪念这位患难之交。

　　这之后，蒋经国先后做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家重型机械厂的技师、助理厂长，以及当地《重工业报》的主编。1935年，蒋经国与这家工厂的女工白俄罗斯姑娘芬娜(后改名蒋方良)相恋、结婚，同年12月生下长子蒋孝文，次年得一女蒋孝章。

　　“西安事变”促使蒋经国回国

　　在苏联的每一天，蒋经国都未放弃回国的努力。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他曾经通过一个名叫陈甫玉的华侨带信给蒋介石。遗憾的是，陈甫玉在距离中苏边境只有几里的赤塔被捕。

　　与此同时，思子心切的蒋介石也在想办法把蒋经国营救回国。他在1934年2月13日的日记中说，“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国危。若不奋勉，何以对先人？何以见后嗣？勉之！” 8月15日的日记中说，“近日病中，想念两儿更切，甚望其能继余之业也”。

　　1936年12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在这之后，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蒋介石两次见周恩来时也答应，只要红军听命国民政府，接受统一指挥，他“不单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国共双方“一笑泯恩仇”，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标志，展开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合作。

　　“西安事变”发生戏剧性转变，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苏关系。苏联当局对蒋经国回国的态度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1936年11月上旬，苏俄驻华大使通过第三者向蒋经国传达，“经国可以回国”。1937年3月10日，季米特洛夫把蒋经国叫来莫斯科。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向他表示，他很快就可以回到中国，但首先要写一个声明，保证回到中国后不跟中共作对，也不能站到托派一方。3月25日，蒋经国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领取护照，向蒋廷黻大使辞行。同日，季米特洛夫邀蒋经国到自己家里，对他说：“请转告令尊蒋总司令，共产党已经诚意决定和国民党联合。”

　　25日下午2时，蒋经国携妻子离开莫斯科，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陪同，乘火车经海参崴回国。在快车上，蒋经国给季米特洛夫写信称，“我在旅途中向您致以最热忱的布尔什维克的问候，您的全部指示都将完成”。目前尚无证据显示，季米特洛夫究竟给了蒋经国哪些指示。想来无非是让他回国后，搞好国共关系，动员蒋介石积极抗日云云。

　　蒋经国还在路上时，蒋介石就释放了在上海逮捕的苏联特工站站长“雅柯夫”。

　　耐人寻味的是，蒋经国回国前，还最后一次向苏共中央投书表白忠于斯大林，同时秘密告发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和工厂同事的“反党言行”。据称，当蒋经国从莫斯科乘火车途经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时候，他的这些同事还赶到车站为他送行……

　　小蒋终其一生的“赤化”烙印

　　回到中国，并没有想象中父子相见、无语凝噎的动人场景。蒋介石甚至好几天没有召见这位12年没有谋面的长子。

　　“你现在还是共产党员，而且还写信骂他，你必须先写信给他，向他报告，你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希望加入国民党”，对蒋介石心态一清二楚的陈立夫提出建议。

　　于是，蒋经国写了封信，拜访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并请他转交蒋介石。吴稚晖向蒋介石转述了蒋经国在苏联的12年留学经历，一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之后，蒋介石被说服了，终于肯接见长子，安排在杭州市的国民政府主席别馆进行。一进门，蒋经国就向父亲跪下，三叩首。他以如此独特的方式，表达与过去12年彻底决裂的态度。

　　蒋经国说到做到。一方面，在这之后，他不再是苏联共产党员“尼古拉”同志。相反，他以坚决的“反共”立场，出现在中国政坛。另一方面，不管是在书信还是在日记中，蒋经国都极少提及留苏经历，12年的风风雨雨被他封进了记忆，绝不轻易示人。

　　但即使如此，12年留学苏联的经历，苏联政治、经济、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不是他想忘就能忘的。甚至终其一生，蒋经国的为人行事，都带着深深的“赤化”烙印。

　　1940年10月1日，江西赣州群乐大戏院内，刚刚年满30岁的蒋经国对着赣南十一县的县长、秘书、参议会议长、社会贤达等慷慨陈述其“三年计划”，“我们在三年之内，要办331个工厂，要开垦2万亩荒地，要办314个农场，要建筑995个农业示范区，要成立3000个合作社，要建筑6043个水利工程，要开辟321个果园，要建筑259个新校舍……”

　　蒋经国要在3年内，将赣南建成一个“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新社会。此时，离他受蒋介石任命，履新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一职不到4个月。

　　很显然，这不过是苏联“五年计划”的照搬照抄。

　　“三年计划”只是经济上的影响，事实上，政治上的影响更为深远。蒋经国认为，一个治理国家的领导人必须两条腿走路──计划经济与秘密警察。前者可以抓住民心，后者才能抓稳政权。他曾写信告诉蒋介石，斯大林为了提防内部反对势力图谋不轨，无情地枪决了八大红军将领。蒋经国在信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打胜仗需要千军万马，但如果敌人在领导人身边埋藏一两个奸细，就可以打败这千军万马。

　　说到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大致明白，为什么蒋经国在回国之前，还要向斯大林秘密告发自己的同事和朋友。

　　1947年2月，蒋经国向蒋介石提出了“特种监察网组织计划”。该计划集中央调查统计局、保密局、国防部第二厅、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交通警察总局六个情报机构的权力于一身，如果蒋介石接受了这项构想，那么蒋经国将取代戴笠，成为新一代更有实权的特务首脑。

　　不过，因为内战的原因，该计划被蒋介石无限期搁置下来。1950年3月，被赶到台湾的蒋介石任命蒋经国担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和总统府资料室主任(后改为“国家安全局”)。前者是军队中的政治机构，后者则是“特种监察网组织计划”的变体。直到1988年去世，蒋经国都是“国家安全局”的实际领导。

　　应该指出的是，蒋经国在去世前解除了实行38年56天的“戒严令”，并开放了“党禁”和“报禁”，从而大大推动了台湾民主进程——这可能是他唯一并非在苏联学到的东西。(何仁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