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120年祭：规模最大 失败最惨 影响最深(5)

　　可惜，慈禧太后、李鸿章等，都有一个幻想：认为“列强”会站在中国一边来“调停”。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依赖外交斡旋，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李鸿章说，“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结果是殆误了军机，影响了士气。

　　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些列强实际上已和日本人背后达成了交易，这些早对中国虎视眈眈，垂涎三尺的家伙们，已经在磨刀霍霍了！

　　军官：无战争准备的将领们。

　　前文讲述了不少海军将领在激战时壮烈殉国、令人感动，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也不能否认，他们在战争之前，确实也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

　　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述：

　　关于丁汝昌：“虽为海军统帅，而平日宿娼聚赌，并不在营中居住。” “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

　　关于内部团结： “左右翼总兵林泰曾、刘步蟾，轻(丁汝昌)其为人，不服调度。”

　　关于官兵： “所有官兵都携带家眷住在陆上，把兵舰当作一个衙门，点卯应粮。”“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 ，“镇远、定远舰上的士兵，常在舰炮上张晒衣裤。”

　　关于军舰的“多种经营”：1891年 “中国炮舰和运煤船从事旅客运输业务”以谋利，1892年、“大批军舰定期运送旅客”。

　　关于弄虚作假：按惯例，李鸿章每三年检阅一次海防，“每逢此时，北洋舰队所有的船舰和大炮都被粉饰油漆得焕然一新”。“真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关于军舰：“1888年原本预订购入300箱炮，后因为军费不足，北洋海军只购入了3发炮，”“从前拨定北洋经费号称二百万两，近年停解者多，岁仅收五六十万。”“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业已无可驶用。”

　　关于军备后勤：担任天津军械局总办、负责军需供应的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供给海军的弹药不合格。梁启超评论说：“枪或苦窳，弹或赝物，枪不对弹，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之人廉明，谁能信之？”

　　平时不备战，战时必被动。在大东沟海战中，虽然北洋海军各主力舰都装备有鱼雷管3—4具，除福龙号对西京丸号攻击未成外，其余各舰都不曾实施鱼雷攻击。还有资料说，一干管带也全用错了炮弹，用了穿甲弹甚至训练弹。

　　依靠这样的军官，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军备，这样的军舰，我们能指望打胜仗吗？

　　中日两国的媒体：

　　日本媒体：拼命鼓动战争比政府更激进。

　　甲午战争发动之前，在对外关系上，媒体比政府更激进，认为政府应该对中国和朝鲜动武。政府犹豫不决时，媒体就不断地抨击政府，甚至鼓动弹劾。《国民新闻》就很尖锐地提出，如果政府屈服于中国的话，则国民将趋于“反动”，乃至大大的“反动”。激进的媒体，是导致日本国策由稳健转向激进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中国媒体：伪造新闻失去公信力。

　　当时中国的不少报刊上把清军在朝鲜牙山的大败说成“牙山大胜”，其实是假新闻。路透社没核实，直接转发，结果沦为行内的丑闻，公众信用也受到极大挫伤。假新闻多了，对中国的形象也造成伤害，后来当“旅顺大屠杀”报道出来时，很多外国人首先是不相信的。连李鸿章战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都说，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只讲部分真事。

　　中日两国外交官和外交手段：

　　日本驻国外的所有外交官，都精通当地语言，写作能力大多好到可在报刊发表的程度。在战争过程中，很多日本外交官自己写东西。驻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还专门组织在美日本外交人员和学者积极写稿，解释日本为什么这么干、日本代表了文明进步、中国威胁论等等，试图影响美国舆论，效果很明显。

　　大清国派驻海外的外交官们，多数不认识ABC，在沟通中都存在问题，写稿更是困难。甲午战争期间所有的《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大报，几乎没有一篇中国官方或者个人主动提供给美国公众阅读的文章。

　　1894年7月，《旧金山早报》记者采访清国驻当地领事，由于领事英文不好，他转而采访领事的秘书王先生。此君无论美国报纸如何刊登战况，都不相信清日之间发生了战争，每次提到2000名清国海军官兵因遭日军炮击溺水身亡时，他都会发笑。记者评论说，这个人从来也没有想过去核实，并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什么。

　　当时很多西方媒体向中日两国提交随军采访申请，日本军方同意西方媒体随军，随军记者达114名之多，还有11名现场素描记者、4名摄影记者。日本在战争中，也做了很多新闻策划，比如让西方媒体看日军怎么优待俘虏，如何照顾战地的百姓等，通过欧美记者传播到全世界。

　　中国不仅不允许随军采访，还有两个西方记者因为错走到中方阵线，而被砍了头，搞出很多风波。

　　显而易见，甲午战争中的外国舆论，一定对中国极为不利。

　　中日两国的国民：

　　据史料记载，日本人民并非被裹胁而参加战争。实际上在当时的日本当权者的煽动下，侵略中国已是家喻户晓的国策，成为民心所向。亲人上战场，家人和国民挥舞着太阳旗、唱着军国主义歌曲欢送，是常见的景象。梁启超曾经在日本亲眼目睹了日本国民踊跃参军的场面：“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的光荣”，“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对于日本军人的“祈祷战死”，连梁启超都“矍然肃立，流连而不能去”！

　　甲午战争爆发时，著名人物冯玉祥正在保定当兵。他记录下了当所在部队奉命调往大沽口防御日军时的情景：“官兵们骇得失神失色”，“部队开拔时凄惨一片”，“男女老幼奇哭怪号声震云霄”，“不明底蕴的人以为谁家大出殡，惊动了这么多人哭送，绝对想不到这是军队开拔去抵御敌人。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荣耀，所谓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在他们是淡薄到等于没有的。”

　　战争时，《旧金山早报》记者采访了在旧金山经商或做苦力的华人，他们都不关心战争，对2000名清国海军官兵死亡更是无动于衷。该记者说，这与日本侨民战争期间的全民动员、踊跃捐款迥然相异。

　　日本人用2000万日元感谢天皇。

　　日本拿到了中国的赔款以后，拨出原本是中国人的血汗钱的2000万日元送给皇室，作为感谢。当年天皇节约皇室费用来发展海军，现在战争打赢了，这两千万日元皇室就随便花吧。这同中国皇室在战前大肆挥霍国家有限的财力、不重视军事投入、海军经费被用在修建颐和园等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真让人思绪纷乱，真让人黯然伤神，真让人撕心裂肺！

　　四、思维文化祭

　　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

　　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说：朝鲜是我们的藩属，现在有内乱，它请中国出兵平息内乱，这是中国和朝鲜内部的事情，与别国无关，日本不应出兵。

　　也就是说，我又没有惹你日本，你来打我，完全没有道理。

　　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说，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现在中国侵犯了朝鲜的独立，所以我出兵帮助朝鲜巩固独立；其次，对中国宣战是为了保护朝鲜改革开放的成果；第三，不断地强调东亚和平、世界和平。

　　也就是说，你确实没惹我，但是我觉得你该打，所以我就打你。

　　仔细看看当时的这些文件，能够看出两国深层次的文化、道德的不同。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最大差别之一，在于处理国际关系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