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5月15日电 危机是由非常事件引发的险急状态。本周出版的《瞭望》周刊载文指出，如果不能把危机问题放到国家安全战略层面来考虑，其结果是本可避免或可控制的一些突发事件，最终令人遗憾的演化成了一场场社会甚至是国家危机。“非典”的突如其来再次提醒人们，研究进而控制危机，已经成为充实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无法回避的大课题。

　　文章从三个层次阐述了扩充国家安全战略视角以控制危机的问题。

　　当今世界人类面临危机的变化

　　文章指出，大大小小的危机或已发生，或是潜在。应清醒看到当今世界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形态的变化，进而真正把握应对和战胜各种危机的主动权。文章列举出危机自身也正在出现值得关注的深刻的变化：

　　1，危机由个别的孤立事件变成普遍现象。大量发生的危机和更多的隐患，使危机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

　　2，危机由偶发事件变成频发现象。自然界越来越经常、越来越严厉的报复，既加剧了全球的贫困化问题，又凸显了缺少合理公正的全球秩序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飞速发展间的巨大反差。有些危机久治不愈，成为令一些国家政府头疼不已的安全公害。

　　3，危机由主要是单一因素事件变成复合型事件。如今任何一种危机，不论是否因单一或多种因素引发，都势必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复合性危机的特征，由此及彼，由简单变复杂，为当政者始料不及。

　　4，一些局部危机往往会迅速蔓延，酿成全局性危机。在“非典”传入北京的初期，因多种原因致使信息严重失真，几乎让一场一般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变成了严重的政府信任危机。

　　5，一国危机随时可能转化为跨国危机。发生在任何地方的危机，都可能迅速扩散，冲击其他国家，蔓延到整个区域甚至是全世界。

　　丰富国家安全战略的内涵

　　文章指出，长期以来，防止敌对国家的入侵一直是各国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国家安全资源的运用和国际秩序的设计都侧重于此。中国的安全战略也不例外。

　　随着两极格局解体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以单一领土扩张为目的的战争日渐式微，中国遭受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相对降低。同时，改革开放的深入带来了社会阶层间利益格局的全面和深度的调整；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在使中国从中获利的同时，也难以完全回避各种国际争端。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广的发展空间的同时，中国面临的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危机因素也会大大增加。

　　文章认为，今天，形形色色的危机扩大了确保国家整体安全工作的内涵。它要求我们不能仅对危机进行一般性、随机性的关注，而是要把应对各种危机、控制各种危机放到国家安全战略的层面上去思考和把握，扩大防范和控制影响国家安全的视野，尤其是那些可能带来难题、带来麻烦的非传统战争的危机因素，那些可能制造危机的国际敌对势力，那些远比发动一次侵略战争成本要低得多，回报率也高得多的战略选择，那些可能陷我于危机之中，趁我首尾难顾时直接攫取利益，延缓我经济发展进程情形的出现。

　　文章强调，值得警惕的是，制造和利用危机，正在成为国际上流行的敌对势力间互相破坏他国稳定的重要手段。一次恶性危机的发生，对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其破坏程度完全可能超出一场局部战争。

　　强化中国控制各种危机的能力

　　文章认为，目前，从国内外情况看，对危机和危机管理的研究，低则过低，高则过高，至今无人认识到应把危机和危机控制既放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去考量，又落到技术层面的实处去寻找解决办法。这一理论空白，为危机问题的研究者们留下了大有作为的空间，但难度甚大。

　　文章说，为更好地应对和控制危机，中国应当积极探索，构建自己的危机控制体系，包括：建立国家危机控制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建立综合性危机管理机构；建立危机信息收集网络和分析中心；制定应对危机的政策，设计危机处置程序并获得立法授权，如制订危机时期媒体管制办法等；制定各类危机处置预案，建立反馈性预案的快速生成系统；加强对公安、武警等的处理危机培训；研发处理危机需要的特种技术和装备；建立全国性的危机控制指挥自动化系统；建立分类管理与区域化管理条块结合的危机管理体制；建立国际间危机协调机构。

　　文章认为，对全球性的危机，要有像WTO一样的全球性危机防范和处理机制，需要各国政府以及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间的协调行动。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面对全球危机潮，去单边实现国家的安全。

　　文章最后指出，在付出许多代价之后，“非典”可以战胜。但必须看到，今后危机还会在我们身边徘徊，对控制危机要作出制度性安排，加紧建立中国综合的危机应对体制，这是中国在国家安全战略层面上控制危机的基础条件。(作者：乔良 王湘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