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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一种药物破坏或杀死努力游向女性卵细胞的一次射精所产生的全部几百万个精子吗？作为意外怀孕的直接承受者，女人能信任这种男性避孕药完全有效吗？

　　本刊记者/陈静

　　当女性已经可以在40余种避孕药剂中任意选择时，男性却依然游离于避孕药品的市场之外，科学研究至今还未能生产出可供男人使用的、有效的避孕药剂。

　　好在总有关于男性避孕药剂研究的好消息传出：

　　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世界卫生组织牵头在9个国家对401位男性进行庚酸睾酮的临床试验，绝大多数临床案例是有效的，此次试验被公认为避孕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在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男性激素避孕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而在我国，对男性避孕药剂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2001年发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就明确提出，“开发、研制男性避孕节育产品，动员男性采取节育措施，提高男性避孕方法使用比重。”事实上，从1995年开始，在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计生委的支持下，国家计生委科研所就已正式启动十一酸睾酮的一期临床试验。之后，课题组筛选出308位志愿者进行二期试验，每月接受一次药物注射。

　　如今，临床试验的样本量在不断增大，“目前已经开始进行三期男性避孕药剂的临床试验。”国家计生委科研所男性研究室的研究员梁小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古老”的男性避孕方式

　　在男性避孕药剂展现出美好前景之际，人们目前可采用的男性避孕方法仍是19世纪以来就已袭用的“古老”方法，包括体外排精、避孕套和输精管结扎术。

　　体外排精无疑是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避孕方法，甚至在《圣经》、《古兰经》上都有记载。然而倘若将其作为长期的避孕方法则并不被提倡。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避孕失败率高，还容易导致男女双方在生理上都得不到满足，在心理上也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创伤。

　　避孕套最初是为了预防性传播疾病，用于避孕已有250年的历史。避孕套是目前全球最普遍的避孕方式，据统计，65%的人会优先选择避孕套。然而避孕套的使用具有很大的地域性，现在全世界约有5000万夫妇使用避孕套，其中60%在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使用避孕套的男性只占到4%左右。在我国，据2002年的统计数据，避孕套的使用率只有4.9%。此外，由于会引起人体过敏反应以及影响快感，避孕套的使用受到了相当一部分男性的抵制。

　　相比之下，输精管结扎术出现的较晚，始于19世纪，但一直被滥用，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真正成为人类控制自身繁衍的一种避孕方法。然而相对于结扎术，使输精管再接通的吻合技术足足晚诞生了半个世纪。一经结扎，若想将输精管重新吻合，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成功率只有75%左右。

　　在上述避孕方法中，除输精管绝育术进行了一些改良外，并未出现其他新的男性避孕方法。相对“古老”的男性避孕方法，使得女性在很多时候，不得不独自承担起避孕的责任。

　　男女有别3000万∶1

　　不可否认，男性避孕药剂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女性避孕药剂。一直以来，基础生物学是发展男性避孕方法的最大障碍。女性一个月只产生一个能生育的卵，男人则也许一天就能产生3000万个精子，其中的任何一个都能使一个卵细胞受精。一般情况下，破坏一个卵细胞的产生要比破坏几百万个精子的产生更简单。这也是令科学家为难不已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即使是一种能削减精子产量高达90%的药物，也许仍能使男人有生育能力。

　　产生精子的器官也产生男性荷尔蒙睾丸激素，它对性欲、性能力和第二性特征如深沉的嗓音有重大关系。早期的研究中，医学专家担心关闭精子的生产也就关闭了睾丸激素的生产，这直接导致了性无能和降低性欲。而相比之下，卵巢的功能就不必为了组织排卵而完全压制。并且既然女性的性欲产生不是卵巢荷尔蒙素的功能，而是在肾上腺产生的其他性激素的功能，副作用更容易避免。

　　激素避孕

　　鉴于要将上千万的精子一次性杀死，科学家们决定从精子产生的根本入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当前正在新研制的男性避孕药剂中，男性激素避孕是最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得到广泛应用的。

　　这当然与激素避孕切实可行的有效性和可恢复性(可逆性)有关。男性精子的发生是在内分泌系统的调控下完成的。一般认为，精子的产生需要卵泡刺激素和睾酮的双重作用，而这两种激素是在下丘脑的作用下，由垂体所分泌的。研究表明，如果施加外源性雄激素，反馈性抑制体内激素，使睾丸局部睾酮浓度下降，即可抑制精子的发生。而如果撤回外源性激素的刺激，男性即可恢复生育能力。

　　因此，目前男性激素避孕药已经成为男性避孕的研究热点，多种激素避孕药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其中十一酸睾酮是我国目前临床试验的长效雄激素酯。研究表明，每月注射500或1000毫克的十一酸睾酮能有效地和可逆地抑制精子发生。在已经进行完的二期试验中，绝大多数人在被注射了十一酸睾酮后，其精液检查出现了无精或严重少精，而性能力并没有受到影响。停药后，所有受试者的正常生精能力都得到了恢复。

　　对亚洲人种的效果更显著

　　目前我国对于十一酸睾酮所进行的三期临床试验，共征集了1000名志愿者。尽管样本量又有了突破，但国家计生委生殖医疗中心主任陈振文认为，现在对这种避孕针剂的前景仍难以作出过早预测，“在两三年内即可付诸使用”的说法纯属谣传。

　　首先是这种避孕药剂的普遍性，目前的临床试验表明，药剂的避孕效果存在明显的种族差异。临床试验阶段，男性避孕药剂对亚洲人的作用明显高于西方白种人。这样说是根据几项独立的大样本临床研究，在这项研究中，虽然精子的减少率并未呈现种族间的差异，但亚洲人比白种人对激素导致的精子发生抑制更为敏感，95%以上的亚洲人可达到无精子，而只有40%～70%的白种人成为无精子。

　　科学家认为，遗传因素并非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他们更倾向于从环境和饮食上的差异加以解释，认为这才是雄激素产生和代谢的主要影响因素。目前尽管亚洲人对避孕易感的机理尚不清楚，但也许有一点是可以期待的，即一些对白种人作用弱的激素避孕药可能会对亚洲人或中国人发挥相对强的作用。

　　而稳定的有效性和可逆性也是男性避孕药剂亟需解决的问题。尽管不愿意透露具体的试验进程，但据梁小薇介绍，关于有效性的测试是这次三期临床试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是否一旦停药即可重新恢复排精能力，以及对该类避孕药病害性的反复检验，都是研究者们不敢怠慢的问题。

　　当然，研究男性避孕药剂也面临着女性方面无穷的压力。作为意外怀孕的直接承受者，她能信任那种“他的”避孕药完全有效吗？它是否会破坏或杀死努力游向她的卵细胞的一次射精所产生的全部几百万个精子？是否能有一个特别强壮的精子穿越它并同卵细胞结合？假如一个不知什么原因部分地受到损害的精子到达卵细胞，是否它会形成一个不完整的胎儿？

　　我们等着科学给一个满意的答案。

　　避孕药:爱与痛的边缘

　　先前，宗教强盛而科学弱小，人们误把魔法当灵药；现在，科学发达而宗教衰落，人们又把医药当魔法。

　　这是源自托马斯·史扎兹所著的《第二原罪》中的名言，在人们看来，避孕药就是一个魔法师，既能为人间带来奇迹，又让人寝食难安。人们对它的感情，始终在爱与痛的边缘徘徊。

　　当年，女性避孕药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入市场，为女性提供了一条有效的生育控制手段，但多年来人们对它的质疑始终未能中断。

　　早在1959年，克里斯托弗·特伊特博士，美国孕妇健康问题专家就声称，“尽管这种避孕药显得安全可靠，但我们对它的远期作用却不清楚。这完全不同于你可以驾驶一辆汽车在一段提供给你的路面上日夜行驶，来验证汽车轮胎可经受10年的磨损，我们没有办法预见人类生活的长远未来。”

　　避孕药之所以总是让人持怀疑态度，在于它的特殊功效性。

　　不同于其他一般的药物，避孕药是被用于一个健康的人并且长期使用。尽管在美国对避孕药进行了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历史上比任何其他药物都要严格的测试，尽管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避孕药与子宫癌或者其他妇科疾病有着直接的影响，但人们仍然难以放心。

　　每个人都害怕避孕药。虽然医生们从现有的研究事实出发，一而再、再而三的申明这种药物的安全性，但医疗界对于避孕药不会带来副作用的信心是不能仅仅通过“请相信我”之类的话得到保证，问题不会这样被解决。

　　事实上，没有人知道会否在将来的某一天，自己的身体突然崩溃，而避孕药就是其中的罪魁祸首。

　　而这种担心也并非完全是杞人忧天。5月份，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那若德博士在自己的研究中强调，口服避孕药可能导致BRCAI基因突变，从而能增加乳癌的风险。虽然只是一种“可能性”，却足以让人恐慌不已。事实上，避孕药诞生至今，类似这样“可能性”的猜测以及研究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而男性避孕药剂也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尽管在此以前，国内媒体在相关报道中曾指出，即将面世的男性避孕药剂将“不会有副作用”，但这种说法明显的带有主观判断的色彩，虽然目前对于男性避孕药剂可能有的副作用尚没有明确的结论，但国家计生委科研所男性研究室的研究员梁小薇也承认，“是药三分毒”，显然，男性避孕药剂的副作用仍是不可避免的，至少，人们对它副作用的担心是不可避免的。

　　同女性避孕药一样，对于男性避孕药剂危害性的检验，仍然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目前研究者们所能保障的，只是从药品的毒性和代谢性两个方面入手，不断对其进行临床检验。尽管除了有部分志愿者出现发胖和痤疮，现在的临床试验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副作用，但男性避孕药的长期使用是否会诱发前列腺癌或者其他致命症状，至今仍然是个未知数。

　　当然也有人把这种担心称作是“天真”的。

　　“每一种药都有它的副作用。人们本来应该了解这一点。”甚至有人认为，“没有完美的避孕药。我们不要让完美的避孕药成为善良人们的敌人。”而事实上，虽然从来没有中止过对避孕药的怀疑，人们也在越来越依赖于这种药品。

　　看来，人们在享受着避孕药剂带来的便捷的同时，也必须得承担起未知的副作用和没完没了的不安全感。

　　男性避孕引发两性“较量”

　　在男女双方都可以利用避孕药剂进行避孕的情况下，由谁承担起避孕的责任，将是一个协商和较量的过程。

　　伊甸园中，上帝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多少年来，女人确实承担了绝大多数生育的痛苦和避孕的压力。

　　这种情况当然因为女性避孕药的出现而发生了改善。52年前，即1951年10月15日，美国化学家卡尔·杰拉西在墨西哥城合成了炔诺酮激素。杰拉西的成就使发明避孕药变得可能，炔诺酮激素也成为口服避孕药中最广泛使用的有效成分。

　　这种避孕药一经推入市场即受到了大多数女人的拥戴和支持。现代女权运动的启蒙者西蒙·波娃,充分肯定了避孕药对女性的解放作用。她认为较可靠的避孕方法的获得,是女人的性解放的一大进步。

　　的确，在上一个世纪,女权意识的觉醒和抬头,男女之互动关系的调整,无不是因为避孕方法的改良在其中扮有重要的角色。

　　比男人更期待男性避孕药剂

　　然而，避孕药的出现，以及其他避孕方式的逐步完善，固然将女性从生育的牢笼中解脱出来，而另一个层面上的矛盾——两性关系——仍然难以避免。佩普·斯克沃兹，华盛顿大学的性行为社会学家就抗议说，“自从有了避孕药以后，男人就趋向于以为女人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也有颇多的女性埋怨，避孕药使得自己在面对丈夫的要求时，失去了说“不”的理由。

　　而其更广泛更强烈的后果则是造成了一种怨恨，这种怨恨来自于认为女人必须是冒着风险吞服有不确定长期后果的外来药物。极端的女权主义者甚至认为，避孕药正在给女人带来死亡，它本身就是男人的一个阴谋。

　　于是产生了另外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就没有一种男人用的避孕药剂呢？

　　许多女权主义者认为避孕药本身就是男女不平等的产物，正是大男子主义导致了这种不平等，没有男人用的避孕药是因为绝大多数科学的话语权掌握在男人手中。

　　甚至男用避孕方法的早期研究者，美国的约瑟夫·霍尔博士也承任，“假如你仔细地看看生育控制研究历史，你就会明白，科学基本上被男人控制，结果男人倾向于把注意力放在女性身上。”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女人比男人更加期待男性避孕药剂的出现。

　　新一轮的两性较量

　　事实上，不仅仅是在避孕药的研究方面，一直以来，在避孕问题上的两性矛盾都是持久而现实的。

　　在由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的2002年全国避孕情况的数据中，避孕套的使用率只有4.9%。而在抽样调查中，相对于采取绝育措施的女性(221.5万人)，选择绝育的男性只有37.5万人。而在所有避孕方法的选择比例上，男性避孕只占了13.1%。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银河指出，现在国内的男性结扎，也只在四川、山东的试点推行的较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委员邱仁宗也认为，“目前国内女性承担着80%到90%的避孕责任，只有9%～11%的男性承担着相关的责任，好一些的地方也只是占到了20%。”

　　这当然是与现有男性避孕技术的贫乏有着一定的关系。而男性避孕药剂的出现，至少为男性避孕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世界卫生组织的人类生殖研发训练的特别计划负责人韦特博士在一篇报告中呼吁全面发展男性避孕注射技术，他表示：“最重要的一点是，世界各地的男性都有权利和义务分担家庭计划的责任。”

　　避孕将不再也不应该只是女人的事了。有效的、价格合理的男性避孕药剂的出现，为厌恶避孕套和不愿意结扎的男性们，提供了一个颇为可行的办法。

　　而李银河对这种前景表示了充分的肯定，“男性避孕药剂一旦具备推广市场的能力，必将对两性关系产生影响。可以肯定的是，男性避孕药剂的出现，将为男女平等提供一个不错的物质基础。”

　　但是否男性真的愿意承担起这种责任，定期注射或者服用这种药剂？

　　李银河认为，男性避孕药剂能否广泛使用，“取决于男女双方力量的对比”。也就是说，在两种性别的避孕药都可供人们选择的前提下，夫妻双方由谁来采用避孕措施，将是一个协商和较量的过程。

　　鉴于女性相对的弱势地位，李银河指出，“女人如果因为各种原因，希望对方能够服用或者注射此类避孕药物，必须在两性关系中具备足够强的能力和不容忽视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