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1月14日电 中新社记者专栏：“富庙穷方丈”与国企改革

　　　中新社记者王进昌

　　频频创造改革新经验的经济特区深圳，最近又做了件据说是全国首例的事：对一位已经退休的国有企业董事长重奖现金一百万元，另加一辆自用小轿车，以表彰和奖励他在任上十五年中，把一个注册资金仅五百多万元的批发市场，发展成一个总资产四十亿元、净资产近二十亿元、去年实现利税近三亿元的大公司。

　　对有突出成绩者进行重奖，这本是合情合理的事情。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企业赚了钱，员工加了薪，国家增了税，这是大功一件，本应重奖。可是在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旧的国有资产管理框架下，对企业领导人个人进行如此重奖仿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百万，对外企或私企老板来说也许算不上什么，但对于一个国企领导人的合法收入来说，毕竟是个大数字。所以，深圳此举引起了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一个很深的话题：在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如何正确体现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劳动价值。

　　目前，公众和媒体对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关注焦点往往集中在那些把企业搞垮而自己犯罪发财的人，即所谓“穷庙富方丈”上，对于把企业经营得很好而企业家自己却甘于清贫的“富庙穷方丈”现象却重视不够，而“富庙穷方丈”所产生的后果往往是很严重的，不仅长此以往会影响企业家搞好企业的积极性，而且往往容易产生腐败现象。在现实生活当中，由于不甘心当富庙的穷方丈而大肆违法乱纪最后走进监狱的例子比比皆是。

　　谈到这个问题，人们很容易想起一个名字：褚时健。这位原云南红塔集团老总正是由于不甘心做“富庙穷方丈”，于一九九九年以贪污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不管什么人，只要触犯了国家法律就应当受到惩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犯罪者受到应有惩罚之余，人们也时不时地对“褚时健现象”提出了不同角度的思考。

　　老体制下的国企负责人，不管创造利润多少、管理企业多大，其工资要按相应的行政级别拿，而按行政级别拿的工资根本体现不出劳动复杂程度。企业老总和一般工人相差不过数倍，而奖金、福利、节日补贴、伙食补贴等，则基本上是大锅饭，即使有差距，也是很小的。相关调查显示，相当多的国有企业经营者否认自己的收入水平与经营业绩关系密切。

　　与此同时，企业负责人运用资金的权力却是很大，且没有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国有企业对厂长经理的主要纪律要求是不准把公家的钱往个人腰包里揣，在消费和享受方面则基本没有什么约束。一个厂长经理只要举着为公家办事的大旗，吃喝嫖赌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全报销，报销手顺了以后，就开始往个人腰包里揣了。

　　一方面是个人的合法收入很少，另一方面是公家的钱随意支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褚时健式的人物便乘虚而入，把企业资产当成自有资产，大量贪污受贿，不惜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以致走上犯罪道路。

　　企业领导人一些必要的应酬需要花费，维持企业家生活的体面也需要花费，而凭本人合法收入又不能维持这些，于是就变公为私，走上邪路。这就是一些素质不高的企业家犯罪的轨迹。

　　当然，清贫与腐败之间并不能划等号，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国有企业领导人为了企业的振兴，为了事业的成功，不计较个人得失，甘于清贫，在个人收入很少的情况下，仍为企业发展呕心沥血，为国家和员工创造财富。这些企业家的精神无疑是令人敬佩的，但这样对待他们也是不公正的。不能因为他们甘于清贫就任凭他们清贫，而是应当让他们得到与自己劳动相称的合法报酬，过上与自己地位相称的生活。这才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深圳重奖有作为的国企领导人的本意所在。

　　企业家是发展国家经济的柱石，一个开拓进取、廉洁高效的企业家集团的存在，对于国家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中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的素质应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褚时健式的人物再多下去，将会严重影响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要想成功进行国企改革，最大限度杜绝腐败，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必须的。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则有必要对企业家的地位、待遇等做出适合市场经济法则的定位。目前，既能对企业负责人的积极性进行激励又具有有效约束功能机制的缺乏，致使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得比较艰难。与此同时，产权清晰、责任明确的外资企业、私营企业迅猛发展，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持续上升，而国有企业的比重则持续下降。虽然国有企业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通过改革，国有企业的效益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全面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还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