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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国机构正是抓住了地方政府渴望资金、不重资源的短视心态，在国企改制中大享其利。

　　“中国是最后一块尚未瓜分的处女地。”这令所有的跨国机构充满了兴奋感。

　　2004年10月全球规模最大的投资公司凯雷集团董事长康伟廉就怀着这样的热望来到中国，康伟廉直言不讳“凯雷在中国的投资未来每年将达到10亿美元甚至更高”。这相当于此前2003年整个中国创投的资金总量。康伟廉以其专业的判断表示，中国有两个领域最值得关注：一是民营企业；另一个是国企改制领域。而后者被康描述为“3-5年内非常特殊的投资机会。”

　　凯雷并不是个案。新加坡投资、美国华平投资、摩根斯坦利、高盛等外资金融机构都已经先后投入到了这场特殊的“中国盛宴”。据一项业界信息，跨国金融机构目前最关注的改制领域集中于能源、电信、金融、制药、建材以及汽车零配件等行业。一切迹象表明2004年只是这场盛宴的开始。

　　这些蜂拥而来的跨国机构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呢？当我们对这个问题疑惑不解时，或者我们可以先看看南孚电池的案例。南孚并不是惟一的案例，之所以关注南孚是因为它曾经的辉煌和被摧毁的彻底性。

　　2003年南孚电池以近8亿产值占据中国电池市场半壁江山，位列世界第五大碱性电池生产商。然而这家在国际产业市场呼风唤雨的企业，在2003年8月份命运陡转。1999年正值南孚的黄金时期，在南平市政府吸引外资的要求下，南孚数家股东以南孚电池69%的股份出资，与摩根斯坦利、荷兰国家投资银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合资组建“中国电池有限公司”，其中外方持股49%，中方持股51%。由于中国电池拥有南孚的绝对控股权，外方股东如果增加2%股份，就可通过中国电池间接控股南孚电池。

　　作为合资的坚决反对者，曾任总经理的丁曦明面对当地政府和大股东的执意而行，根本无能为力，“南孚有充裕的资金，根本就没有必要合资，这无疑是引狼入室。”这个弱势经理人曾对媒体这样说，但是他的担心并没有得到握权者的任何关注。

　　事情很快就按照摩根斯坦利的计划实现了突破。由于中国电池一家中方股东经营不善，陷入巨额亏损，摩根斯坦利成功收购了其持有的中国电池8.25%的股份。随后摩根斯坦利不惜重金，先后从两家中方股东手中大量增持中国电池股份。当其拥有南孚电池72%的控股权时，摩根斯坦利迅速改变了原定海外上市的计划。转手以1亿美元价格将所持中国电池股份全部卖给了南孚的竞争对手——美国吉列公司。之前这家公司进入中国十年来，由于面对南孚的强劲竞争，始终无法在中国打开局面，市场份额不及南孚的10%。

　　但现在所有问题迎刃而解。为了避免和大股东吉列冲突，南孚从增长迅速的海外市场退出，一半生产线完全闲置。当年高呼“民族力量”的中国南孚就这样被玩完了，而当年力主合资的南平市政府又得到了什么呢？

　　南孚教训是否会成为其他地方政府操刀改制的前车之鉴？在业界对南孚案例扼腕而痛之时，人们惊闻凯雷投资集团将主导徐工集团改制，业界人士普遍认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这个明星企业，将再一次重蹈南孚的覆辙。这个年产值逾百亿，对上下游产业影响巨大的企业，还将带来比南孚更令人叹惜的结果。

　　和君创业咨询公司总裁李肃呼吁，警惕在地方政府退出过程中，外资机构尤其是金融机构的企图和目的。颐合财经副总裁王吉舟认为，外资在地方大型国企改制中，之所以不惜巨资收购中国企业，其根本立场在于“以美元换资源”。跨国机构正是抓住了地方政府渴望资金、不重资源的短视心态。而目前在国退民进政策中设定的对外资的股权限制比例，由于是专业机构(跨国公司)与非专业机构(地方政府)对决，地方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在操作上加以控制。金融控股者的目的在于以更高差额套现，完全没有义务负担中国产业未来，而外资产业巨头收购后都有很强的目的，要将中国资源性企业变为资产加以利用。

　　经历了2004年“郎顾公案”等争论之后，MBO和民企参与国企收购都被烙上了“侵吞国资”的企图，而目前“中央直属企业与地方企业交叉持股”案例有限。舆论无形中给地方政府选择了一条惟一可行的通路——卖给外资巨头。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一个合乎此逻辑的解释：与其选择让创始人和民企来“侵吞”国资，不如让外资来“侵吞”？

　　稿件来源：《中国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