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一年级本科生：谢谢郝校长。连战先生，你好！刚才你提到今天回到母校，看到斯草、斯木、斯事、斯人景倍感亲切。我想说，您作为北大的学子，听到十六字的愿景“包容、自由、互助、双赢”、“维护现状”和“坚持和平”这么一个十六字的美好愿景，我们作为北大学子也是备感鼓舞深受感动，我们知道连战此行被称为“破冰之旅”，我们也希望看到随之而来的是打开两岸交流的宽阔航道，我们想请您预计一下50年后的历史教科书史上将会如何评价您这次北京之行。谢谢。

　　连战：我刚才也说了，我大胆地提出这个方向，因为我看到这是历史的一个潮流，我很高兴在历史转移的时刻，我已经搭上了这一班的巴士，我们没有落后感，我们没有走错一步。

　　我们曾经看到很多的事情，就是因为在关键的时刻没有掌握住，那我们就走错了，我们就落时了。我个人认为，任何人都能够为这个来共襄盛举，当然我们也要了解，西方有一句话“你不能加快、加速历史的脚步，历史的脚步方向往往不是真正以个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我刚才也讲，但也有例外的我们看到刚才的例子，整个的历史过程，“You can't push history”，但方向只要掌握住，一步一脚印，我们大家成功在望。

　　学生：连战先生您好，我是来自北大信息科学学院的学生。我们知道您拜谒了中山陵，来到了对你有特殊意义的母校，您也将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可以说是圆了您的一个梦。如果您这样认为地话，作为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的国民党，作为党主席的您能够为台湾人民早日圆他们的梦做些什么？谢谢。

　　连战：非常感谢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我刚才要讲，不好耽误大家时间的一个问题。

　　我们去年选举就提出来所谓“走对路，才有出路”。第一，要认同国家，要认同这个国家。第二，要促进两岸的和平，让我们大家共同在一个和平的架构之下能够互惠、互利、双赢、和平来发展自己的经济，来提升我们人民的生活。

　　第三，我们觉得台湾的民主政治有些问题，我们不愿以民粹来取代民主政治，所以对于有关司法的独立，行政的中立，媒体的尊重，个人的权利的维护等等我们有很多的看法，和今天台湾的执政党不一样。

　　所以整个的过程我们都提出来，我们要求，具体这个民粹来真正落实所谓一个新的民主主义，随时要检讨，维护民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看看很多学者都讲，民主政治在发展中间有的时候会退潮，有的时候会落后，有的时候是潮退下去了，没有了，取而代之是奇奇怪怪、形形色色的运作。

　　第四，我坦诚地跟各位讲，台湾本来是一个很融合的地方，我们有一个多元的族群，大家看一看，我们有原住民，原住民本身就有九大族群，还有其他的，比较小，原住、客家，台湾讲外省族群，还有当地的，但是因为有些政治人物为了选举而来嘲弄族群，撕裂社会，让族群对立可以拿到内部的选票，所以我们觉得这是非常没有道德的事情，所以我们非常坚持要求族群的和平。大家都要有机会，任何的待遇都要完完全全公平、公正，不能够有任何的差别。

　　第五，我们要做的就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台湾是一个靠经济、靠贸易投资而成长的地方。我们不应该因为国际的、两岸的关系而处理不好，日渐的萎缩，对大家都不是一个正面的事情。

　　大概这五个方面是我们国民党过去、现在、未来要全力以赴的事情。

　　学生：您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硕士生，我们北大学子对您的大陆之行一直非常期待，记得在4天前当您乘坐的飞机刚刚降落在南京的禄口机场时您曾发表感言，真是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刚才您也提到现今的大陆已经跟您的记忆完全不吻合了，请问在时隔将近60年的时间，当您再踏上大陆的土地时，您眼前见到的和您记忆及想象有什么最大的不同？谢谢。

　　连战：最大的不同就是完全不同。

　　我离开大陆的时候是59年前跟我母亲从上海回到台湾的。我可以跟各位来报告，我的童年可以说是在一个兵荒马乱的环境里面成长的，我的家庭是来自于台湾台南，但是我的祖父不认同，也不能够忍受日本在台湾的殖民整治。

　　他是民国元年的时候代表华侨在日本选出来的华侨的参议员，那时候有一个参议院在北京，民国成立的时候，张继、张普权(音)先生是议长，因为这个关系他们成为莫逆之交，所以在民国20年我的父亲在日本念书的时候，我的父亲叫连震东，他就把我父亲送到张普权(音)的身边追随他一直到抗战胜利。

　　他写了一封信给张普权先生，黄帝的子孙，怎么能为他族做贱奴，为日本人的贱卑的奴隶，气血锥心，这样怎样能够行。这样就把我的父亲送到大陆来，要光复台湾一定先要建设国家，所以我没有生在台南，而生在陕西西安。

　　我的父亲后来就把祖母接到陕西去了，老太太一句国语都不会讲，讲得都是闽南话，那时候我还小才三、四岁，就在那样的环境中成长。八年抗战，所以我说我这次到西安去，向我的祖母致敬、谒拜，看一看小时候的环境，但最重要的是我想是寻洞，找防空洞。

　　前几天媒体报道在西安，年轻人在那里谈情说爱，记者问他说防空洞，年轻人说什么洞，没听过。所以时代不同，那个时候就是战乱，我们差不多在天天躲警报，日本人占了洛阳，轰炸重庆，天天从西安上面过去，从西安上面回来，用不完的炸弹都掉在西安。

　　所以我的生长的环境跟各位不太一样，所以抗战以后从重庆坐船到南京，简直是满目苍夷。没有办法来形容，有的时候整个一个村、整个的一个小城，是空巷的，不是万人空巷的，是无人空巷的，就是那样一个环境，跟现在怎么能够比较。

　　北大历史系教授：从历史上看中国国民党长期面对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农村发展和农民生计问题，我想问您认为当前我们来加强两岸的合作、互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健康的发展，这对台湾本土的农业人口有什么利益？有什么不利？应该如何趋利避害？

　　连战：谢谢教授，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台湾虽然是快速的工业化，甚至于高科技化，农业对于整个我们的GDP贡献越来越少，这是一个事实。

　　应该是不到3%，是非常弱势的一个产业。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台湾的农业人口还是有几百万人，是实际务农还是和农业相关的职业的人口还是相当相当多的，尤其在中部和南部。所以台湾农业的发展是需要市场，是需要一个机制。在另一方面，台湾在农业技术层面，也是非常非常的进步的，因为地方本来小，人口又那么多，民以食为天，第一还是要吃。所以多年以来我们各地的所谓农业的试验，农业科技的发展，农具机械化等等，可以说真正是非常进步的。

　　因此，我觉得今天大陆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我们对于农业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很多事情在台湾做已经不行了，但是在大陆有它的前途。

　　台湾本来是产糖的，但是现在要进口糖，为什么呢？因为成本太高。昨天跟贾（庆林）主席交换意见，他在福建推广甘蔗，成绩非常有效，而技术大部分是从台湾来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另一方面，更直接，就是开放台湾很多的农产品，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立法委员”，如果你一会儿私下跟他们谈，他们都会给你们好好来说明。

　　台湾的农业有很大的发展，但是有时候物产太丰富，因为季节的关系，没有办法马上销售的话，这个销售的网不是那么畅通的话，尤其市场不是那么规模的话，对农民的确会受到很大的损害。

　　所以我很期望，我们上一次江（丙坤）副主席来的时候，也希望两岸，大陆能够开放农业的，尤其是农产品的市场，让台湾的无论是水果、花卉等等，都能够有一个新的发展，开拓的机会。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院03级硕士生：我曾经在网上看到很多这样的文章，就是介绍台湾的现状，在台湾大概三四十岁以上的这些人他们接受的是一种正统的中华教育，所以他们对中华文化、历史以及大陆的人文地理都比较熟悉，但是在台湾像我们这个年龄段，20多岁甚至更小的人，他们接受的教育是在这种“去中国化”的氛围里，他们在这些方面（认同感）可能会降低。我想请连战先生结合这方面的情况说一下这种趋势可能会对未来两岸的交流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谢谢。

　　连战：我们觉得所谓“去中国化”这种政策是非常让人遗憾的事情，所以我们非常关心这个事情，但是我想不只是政党关心，台湾不晓得多少的父亲、母亲家长也都关心这个事情。不但是台湾的学生的父亲母亲、家长关心，甚至于在台湾的很多的外国人，也都关心这个事情。因此他们有很多的补救方式，那就是大家自己提出来自己的资源，找机会、找老师、找场所、找教材，能够及时地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儿童以及青年人能够还是同样地接受应该接受到的华夏、中华文化的内涵。

　　当然这样的做法我认为是非常不应该的事情，是一个偏执的做法，我相信台湾也没有多数的人会认同这样的做法，今天有很多的事情在国外看起来或者是在大陆看起来的是匪夷所思，的确是如此，但是我相信，我也愿意在这里报告，大多数的人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发展。(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