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一批台湾地区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保存中华文化、宣扬中华民族精神和谋求台湾地区的解放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连横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编著的《台湾通史》一书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章太炎称赞此书说：“民族精神之附，为必传之作”
前不久，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京大学作演讲时，将其祖父连横所撰著的《台湾通史》作为一份珍贵的礼物送给了北大图书馆。那么，《台湾通史》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呢？
一、连横少年时就将著《台湾通史》引为己任，于1908年开始着手写作，历经十余年努力而完成
连横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爱国史志学家。他在13岁时，其父为其购买了余文仪所撰《台湾府志》并对他说：“汝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
连横读后，便立下志向，“故自玄黄以来，发誓述作，冀补旧志之缺”。日后连横将著《台湾通史》引为己任，即以此肇端。1895年台湾沦陷后，受到台湾人民爱国热情的鼓舞，连横收集了大量抗日文告，后成为《台湾通史》中的珍贵史料。1899年，台南《台澎日报》创刊，连横任汉文部主笔，开始了其报人生涯。1908年他开始着手写作《台湾通史》。
1912年民国成立后，连横深受鼓舞，产生了游历大陆的想法，“以舒其抑塞愤懑之气。”这次旅程从日本开始，至上海，达武汉，继而北渡黄河，到了北京，后又继续向西、向北游历，1914年回到台湾。在这次游历中，连横结交了当时主持清史馆工作的史学家赵尔巽，并被聘为清史馆的名誉协修，得以大量阅读和抄录了馆中所藏有关台湾建省的档案资料，对《台湾通史》的写作裨益良多。回到台湾后，连横加快了著述《台湾通史》的进度。1918年8月，历经十余年努力的《台湾通史》终于完成。
二、连横作《台湾通史》的目的在于开启民智，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解放；在这部著作中，他对台湾的开发和发展作了详尽的记述，证明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台湾通史》倾注了连横大半生心血。他在自序中道尽修史之因由与艰辛：“横不敏，昭告神明，发誓述作，兢兢业业，莫敢自遑。遂以十稔之间，撰成《台湾通史》，为纪四、志二十四、传六十，凡八十有八篇，表科附焉。起自隋代，终于割让，纵横上下，钜细靡遗，而台湾文献于是乎在。”书中人物包括了从最早经营台湾的开拓者到清中后期抵抗日本侵略的仁人志士。整部著作线索清晰，“无所讳忌，见识赅博，文采斐然。”
连横作《台湾通史》时，台湾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他写这部著作的最直接目的是“冀维民族精神于不堕”，维护中华民族的传统于一线。他说，“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龟鉴也”，“古人有言，国可灭，而史不可灭”，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台湾人却不知自己的历史，“岂非台人之痛欤？”因此，“横不敏，昭告神明，发誓述作，兢兢业业，莫敢自遑。”他提醒台湾人民说，在日寇统治之下更要“追怀先德，眷顾前途，若涉深渊，弥自儆惕，乌乎念哉。凡我多士，及我友朋，惟仁惟孝，义勇奉公，以发扬种性，此则不佞之帜也。”从中可以看出，连横修史不仅在于文化的载录传承，更重要的是要昭示他的同胞“台湾原本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永远是堂堂的中国人”。
在《台湾通史》中，连横对台湾的开发和发展作了详尽的记述，“洪维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为子孙万年之业者，其功伟矣。”整部著作中对先民移居台湾、筚路蓝缕开发台湾的赞美之辞俯拾皆是，从而昭示了台湾是中国人发现、开发的，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历史上，外国殖民者不断觊觎这块美丽的土地，台湾人民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在这部著作中，连横对于近代以来台湾人民风起云涌的反侵略斗争记述尤详。对于台湾人民反割台的斗争，更是进行了浓墨重彩的记述。在《卷36·列传8》中，对抗日英雄丘逢甲、吴汤兴、姜绍祖、吴澎年、刘永福等都专门列传记述。作者感慨道：“乙未之役，苍头特起，执戈制梃，授命疆场，不知其几何也，”他们的英勇事迹是台湾人民的财富，可以垂范后人，激励来者。
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日据台湾时期，中华文化在日本殖民者的同化政策下岌岌可危。连横通过著作《台湾通史》，提醒台湾人民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文化，“台湾之人，中国之人也，而又闽、粤之族也。”台湾的宗教、风俗、工艺、农业，都和大陆特别是闽、粤两省相同，此为民族文化渊源，诚不可忘。面对在文化同化政策下汉文化逐渐衰微的局面，连横痛心地说，“洪钟毁弃，釜瓦雷鸣，道术将为天下裂，苟不出而葆之，惟见沦胥以亡尔。乌乎，文运之衰，至兹极矣。”因此，《台湾通史》的写作本身就有保存中华文化的目的，“台湾文士其有起而肩之乎？此横之大所望也。”
不但如此，连横还不断利用讲述台湾历史的机会，积极宣传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和不屈的精神，唤醒民族的自觉，抵抗日本的殖民统治。1927年秋，他和黄潘万冲破了重重困难，在台北开设雅堂书局，专门销售中文书籍和大陆、台湾产文具，为民族精神的存续可谓苦心孤诣。综上所述，连横作《台湾通史》的最终目标是开启民智，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解放。“考既往之历史，察现在之情形，探民族之特性，立远大之规模，以求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而后可得群众之信仰也。”“欲为台湾谋解放，为台人谋幸福，非全民运动不为功。”这种爱国情怀，应该是《台湾通史》的精义所在。
三、《台湾通史》在台湾出版后，在两岸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先生充分肯定了这部著作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
为了让《台湾通史》能够在当时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顺利出版，连横委曲求全且颇费了一番心思。书中维护中华民族精神的立场是日本人最忌讳之处。日本官方对《台湾通史》卷四“独立纪”这个篇名十分敏感和不满，所以强迫连横改易为“过渡纪”。为使该书顺利出版，连横最后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在1920年首版《台湾通史》中，卷四“独立纪”上另贴有“过渡纪”三个铜印字，每一页书边的篇名则仍作“独立纪”；至于书前目录卷四则作“过渡纪”，下有小字排印：“起清光绪二十一年，终于是年九月，此篇原名独立，嗣以字义未妥，故易之”。阳奉阴违的斗争策略终于奏效。这样，这部著作于1920年至1921年分上中下三册在台湾出版。
这部著作初版虽只有千部，但是却在两岸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黄炎培正在上海筹备人文图书馆，在得知此书出版后即去信索取予以庋藏；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先生感于连横的爱国思想，赞扬他为“英雄有怀抱之士”，并称赞《台湾通史》中的爱国思想是“民族精神之附，为必传之作”，并为之作序，充分肯定了这部著作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
1945年6月，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台湾回归祖国也指日可待。在这种情况下，商务印书馆本着“吾国人对于斯土千余年之经历，亟宜有所研讨以备来日之鉴戒”的宗旨，由北京大学徐炳昶教授等商得连震东先生同意，在大陆首次重印《台湾通史》。徐炳昶为之作序说，“邦人君子，如尚不愿将祖先之所惨淡经营者完全置之脑后，则对此书允宜人手一编。”当时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王云五先生为此书重印，也在一封书信中称，“台湾为我国最早沦陷区，而《台湾通史》一书，油然故国之思，岂仅结构之佳已哉。敝馆亟欲将其重版，藉广流传，以彰先德。”张其昀对此书的评价更高。他认为：“一部台湾通史，其势力超过于日本全部陆海空军，因为日本军队只能占领台湾的土地而不能征服台湾的人心。雅堂先生的大著，发扬爱国思想，唤醒民族灵魂，把明郑以来200多年的反抗异族、争取自由的光荣历史，作系统的记载，使革命的火炬，辉煌地照耀着。”
四、怎样看待《台湾通史》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连横的《台湾通史》仿照司马迁《史记》的体例，叙述了从隋大业元年(605年)到清光绪21年(189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横跨1290年的历史时空，将包罗万象之内容纳入88篇之中。全书既体现了台湾与祖国大陆在政治、经济、法律、典仪、文化、宗教等方面一脉相传的历史渊源，又突出了台湾地区的地方特色。
当然，《台湾通史》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史料的考据上，由于时间和客观条件所限，作者对很多史料没能进行详尽和细致的考证，所以存在一些错误。二是作者在写作《台湾通史》时，在体例上将台湾史作为“国别史”来处理，也不正确。当然，这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由于台湾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连横这种处理方式是继承了抗日先贤的斗争精神，表达“誓不臣倭”之意。连横先生在《台湾通史》杀青之时曾赋诗一首云：“佣书碌碌损奇才，绝代词华谩自哀；三百年来无此作，拚将心血付三台。”所以能成就这一部巨著，主要是其爱国之心和赤子情怀使然。
(摘自《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作者：徐博东、陈星；分别为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助理)
附：连横及其学术著述
连横(1878年-1936年)：字武公，号雅堂，又号剑花，祖籍福建龙溪，是近代中国爱国史志学家、诗人。连横一生著述甚丰，除了《台湾通史》外，还著有《大陆诗草》、《大陆游记》、《台湾诗乘》、《台湾语典》、《雅言》、《剑花室诗集》、《雅堂文集》、《台湾稗乘》、《台湾诗荟》等；在写作《台湾通史》的过程中，他还将30余种极其珍贵的史料辑成了《台湾丛刊》，对其后的台湾史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资料据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