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一词，自今年初在香港特区政府施政报告中出现后，已成为香港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日前，署理行政长官唐英年又宣布，将把车主“自订车牌计划”的净收入拨作扶贫用途，被媒体称为“车牌扶贫”。

　　香港还有贫穷问题吗？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这里的贫困并非温饱问题。香港的穷人，有政府“综合援助金”织就的社会安全网，有几乎免费的医疗服务，有廉价的出租公屋，有九年免费教育，家庭困难的学生，还享有书簿费、眼镜费等。这里的贫穷只是个相对概念，表现在低学历低技术阶层的失业率高达7.5%，许多人长期依靠“综援”度日；而高学历高技术的人才年薪千万，富人们为一瓶红酒、一辆跑车，甚至一个车牌所花的钱，可能比穷人几年的生活费还要多，贫富差距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跨代贫穷现象日趋突出：贫穷家庭的下一代缺乏接受高素质教育的机会，长大后只能从事收入较低的工作，他们的下一代可能面对同样的困境。

　　今年初，香港特区政府把“扶贫纾困”写进施政报告，成立了扶贫委员会，提出了发展经济、继续改善教育及提供再培训机会等扶贫政策，受到各界好评。但舆论也为政府捏了把汗：虽然扶贫不等于政府“派钱”，但推行扶贫政策难免要增加拨款，在数年财政赤字的情况下，将资源有效地重新分配就是一大难题。

　　节流不如开源。香港政府的“车牌扶贫”计划，则是一个多赢的开源构想。目前，香港的车牌号码有普通和特殊两类，一般人为所购车辆进行登记时，都会被配予一个普通车牌号码。一部分保留的普通车牌号码及特殊车牌号码，则通过拍卖的方式发售。香港一些明星和富豪，热衷于竞投一些与本人生日或姓名缩写有关联的车牌，一些热门车牌成交价动辄上千万港元，仍供不应求，拍卖的收入则拨入奖券基金，用于慈善事业。今年为了增加收入，特区政府决定在现有的车牌号码编配和拍卖安排之外，推出自订车牌计划。车主可自行设定心仪的车牌号码，交纳一定的费用，经过运输署署长审批及公开竞投后，便可拥有。

　　有人会说，这不就是内地来也忽、去也疾的“个性化车牌”计划吗？不要再重蹈覆辙啊！其实，自订车牌计划与“个性化车牌”计划，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而这些差别，也正体现了内地与香港在许多方面的差距。

　　其一：公开透明、最大限度增加政府收入。车主虽可自行设计车牌，但必须将该车牌交由运输署公开拍卖。对社会大众来说，整个过程符合公平原则；对政府来说，则实现了资源最大化。

　　其二：政府可行使酌情决定权，避免不良后果。法律规定，如拟使用的自订车牌号码令人反感、涉及黑社会用语或对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或在执法方面造成混淆，运输署长可拒绝其申请。

　　其三：论证严密，集思广益。自订车牌计划为《道路交通条例》的一部分，须经立法会三读通过，在提交立法会前，特区政府进行大量的公众咨询和专业咨询，根据各方意见对条例草案进行检讨和修改。

　　目前，该法案已经在立法会通过了一读。据政府估计，计划实施后每年约有7000万港元的收入，对政府“扶贫”工作有帮助，同时又可满足社会人士个性化需求，低收入贫困人士将最终受益，可谓一举多得。我们期待着“车牌扶贫”计划一路走好，期待香港社会更加和谐。

　　(摘自《人民日报》；作者：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