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的“垃圾病”

　　来自广州市环卫局的数据表明,2008年广州市生活垃圾达到日产9776吨,预计到2010年每天生活垃圾产量将过万吨。

　　广州固废中心总工程师熊孟清告诉记者,目前广州主要采用三种方式处理垃圾,即焚烧、生化处理和填埋。现在大部分垃圾一般采用填埋和焚烧的方式处理。除了李坑垃圾焚烧发电每天处理达到2000吨,最主要的处理方式就是填埋。

　　李坑垃圾填埋场封场后,兴丰垃圾填埋场承担起全市大部分生活垃圾的处理任务,兴丰垃圾填埋场目前进场量每天6000多吨。

　　兴丰垃圾填埋场2002年12月正式投入使用,总面积为91.7万平方米,其中71.2万平方米用作垃圾处置区,设计使用期为22年。

　　然而广州市环卫局环卫处处长鲍伦军称,从2004年起垃圾日产量每年约递增5%,增幅过快导致兴丰垃圾填埋场使用寿命提早8年结束,预计最多只能延续到2012年。

　　“到那时候,垃圾无处可去了。”

　　让我们把目光转到世界工厂———东莞,在这里,垃圾增长的速度也和GDP展开了赛跑。

　　早在2007年,东莞市就决定180余座垃圾填埋场进行整改或封场,然而速度永远赶不上垃圾增长的速度。

　　今年7月,东莞市召开区域环境卫生专项规划编制工作会议指出,全市日产垃圾万余吨,而市区、厚街、横沥三家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日处理能力仅3000吨左右,无害化处理率只有三成,未来几年内仍然依赖镇、村的垃圾填埋场。

　　然而在厂房林立、土地珍贵得如同黄金的镇村,建占地面积巨大的垃圾填埋场似乎也一道棘手的难题。

　　其实遭遇垃圾困境的不仅仅是经济发达的珠三角。

　　在北京,该市政管委主任负责人公开表示,再过四五年,北京市基本无地可埋垃圾。

　　在上海,生活垃圾高峰时每天可高达2万吨,且仍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

　　由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提供的南京江北垃圾焚烧厂建设环评报告简本中透露,以人均生产垃圾产量年增长率4%测算,2010年南京市将日产垃圾5378吨,市区垃圾卫生填埋场将无地可埋。

　　并不完美的垃圾处理技术

　　“大多数垃圾填埋场设施简单有很大危害,并不是一种好的选择。”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说,垃圾填埋必须用厚厚的聚乙烯薄膜铺设防漏层,防止垃圾的渗漏液渗透和污染地下水。然而中国垃圾填埋场普遍存在渗透问题,没有一个能达到国家污染控制标准。

　　赵章元告诉记者,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关部门对全国100多个城市的垃圾填埋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当时中国所有的垃圾填埋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渗透问题,按照地下水污染物浓度的不同来划分,受到较重污染的城市占64%,受轻污染的城市占33%。

　　赵章元表示,虽然现在有些城市采用一层甚至两层防渗膜来防止渗透,但是由于一些有毒废物也被填埋,几十年以后,垃圾填埋场仍会污染环境。

　　于是,市长们面对必须解决垃圾难题,焚烧似乎成为一项有效而干净的选择。

　　然而,一些中小城市政府并无实力购买先进的焚烧设备。广州市的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投资高达7.25亿元,才能保证垃圾焚烧比较充分。

　　在广州花都区和佛山南海区的区域交界处岗头岭,就有一个“不那么先进”的垃圾焚烧厂。

　　该厂刘经理对记者坦言,出于成本的考虑,他们使用的是国产落后炉型,只能接收布料、皮革等易焚烧的垃圾,而且焚烧比例只是8∶2,也就是说有20%的垃圾不能被很好地处理掉。记者看到,由于焚烧不完全,从烟囱里飘出的烟灰让树叶蒙上了白灰。

　　至于垃圾里面的一些重金属,刘经理说,由于焚烧设备运转速度较低和磁铁机吸力较弱等问题,不能被充分地分解而留在垃圾残渣里,如今垃圾残渣也不知道如何处理。

　　其实即使是购买了西方先进的设备,让市长们头痛的垃圾是烧还是不烧问题,在学术界一直出现着分歧。

　　赵章元是垃圾焚烧“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存在二噁英污染风险和投资运行成本过高这两大弊端,垃圾焚烧在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高潮之后,目前在国外已经成为了一种“夕阳产业”。他认为,“我们不能再接受西方转移污染产业时的二次兜售”。

　　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将二噁英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垃圾焚烧炉是产生二噁英的途径之一。尤其是在目前,中国环保管理能力还有较大欠缺,危害很大。”赵说。

　　国外学者也告诫中国人不要推广垃圾焚烧,2005年世界银行就曾发布报告警告说,中国如果过快建造垃圾焚烧厂且不限制排放物,世界范围内大气中二噁英含量会加倍。

　　赵章元介绍说,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焚烧并不是解决垃圾问题的“灵丹妙药”,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如德国、比利时、荷兰等,随着循环经济的实施,焚烧厂也减少到了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