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女战士 袁素芬

　　记录丨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彭芸

　　1951年3月至1955年10月，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最难忘的日子。这5年的志愿军峥嵘岁月和最残酷的战争历练，是我终身革命意志坚定的力量源泉。

　　尽管时光流逝已过70载，我也从出征时18岁的花季，如今已经进入88岁耄耋老年，而在我的记忆库里，许多往事已被淡忘，唯独这5年的经历，作为生命中最珍贵、最真实的回忆牢牢刻在我的脑海里。

　　过江

　　70年前，我响应祖国一声召唤，弃笔从戎，在18岁花季，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二军野战医院二分院卫生部的一名战士。

　　1951年3月24日，我们跟随赴朝作战的部队，跨过鸭绿江，奔赴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由于鸭绿江大桥已被炸毁，我们是通过临时搭起的一座浮桥过江的。

　　过江后首先到达的是朝鲜境内的新义州，那里被敌军轰炸后满目疮痍，面目全非。回望身后的祖国，当时我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决不能让我们的祖国也遭受如此的蹂躏，我们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自己的祖国。

　　第十二军野战医院二分院卫生院共有100多名队员，其中80%是女同志，年龄多在17~18岁。

　　由于当时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享有绝对的“制空权”，为了达到封锁铁路、道路和桥梁，阻断我们的运输线的目的，不间断地对我们前方和后方进行狂轰滥炸，为了避开敌人的堵截，我们的部队采取了白天睡觉、晚上行军“昼宿夜出”的战术原则。

　　为了准时到达指定地点，我们每天要向前挺进60~70华里，刚开始那些天，队员们脚底都磨起了大泡，走起来钻心疼痛，到驻地后队员们用马尾巴将水泡刺破，第二天又接着赶路。

　　除此之外，每位队员身上的背包包括棉被、铁锹、干粮、急救包，加起来有50多斤重，沉重的背包压在背上，有时感觉肺都要炸了，尽管如此，女队员们没有一个喊累，也没有一个掉队。

　　为了行军途中不让自己打瞌睡，我们想了许多土办法，咬舌头咬嘴唇掐大腿，在疼痛的刺激下暂时驱散困意。

　　就这样，在战火的洗礼中，我们年轻的队员们的小脚丫逐渐练成了铁脚板，靠着这双铁脚板，我们从鸭绿江边一直走到三八线以南，从相持到反攻，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为了年轻的生命

　　我参与的第一次战争就是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经历了金城防御战役的洗礼。抗美援朝战争经过前五次战役的较量，敌我双方力量趋于均衡，大体上沿金城以南的三八线南北形成对峙，我军在作战过程中，采取了机动防御，又节节抗击来犯之敌，反复争夺阵地，不断歼灭敌人。

　　我们紧跟前线部队在江原道议政府东距离前线最近的一座树木密集的大山驻扎，中心任务就是负责对前线运送下来的伤员进行医疗救助，包括止血、取子弹和碎弹片、骨折固定、清创包扎、常规外伤消毒治疗，以及抢救性截肢手术，再将经治疗脱离危险的伤员转运至后方接受继续治疗。

　　随着战斗打响，越来越多的伤员被送往我们医院，全院100多名医疗队员，有时每天要接待800名伤员，常常是超负荷运转。在医院营地，我们用军用帐篷搭建起一个简易手术台。我们的医生不分白天黑夜为伤员做手术。晚上做手术时为了避免灯光招来敌机轰炸和被特务发现，手术室必须高度密闭，那时候是5月份，气温有点高，再加上照明使用的汽灯的炙烤，完成一台手术，我们的医生和护士需要有坚强的意志。

　　与此同时，我们还得面对医疗用品缺乏的难题。在医疗队里，我的主要职务是药剂员，由于配药用的蒸馏水不能完全依靠后方运来，我们几乎每天都需要利用野战蒸馏器自制蒸馏水。

　　除此之外我还要自己配制盐水、葡萄糖液、局麻注射药、关节穴位封闭的药水，使伤员早日恢复健康重上前线杀敌。自己配制注射的药液，我都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若没不良反应才会给伤员使用，由于成绩突出，效果良好，部队给我荣记三等功一次。

　　我曾经救护过一名四川籍20岁出头的年轻战士，担架抬上来时，整个人脸上头上都缠着绷带，只看得到一双眼睛，我帮他做完脸部消毒清洁，包扎固定后，又接着帮他处理腿部伤口，当我用剪刀剪开棉裤后，看到战士的腿上受伤的部位肉已经向外翻开，已经感染了。

　　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鲜见。那时我们每个卫生员身上都备有四个水壶，其中两个装着清水，是给伤员喂水的，一个装着清洁伤口的盐水，还有一个装着汽油。我给伤员处理伤口后，把消炎药压成粉粉喂给这名战士，在我们的精心护理下，三天后，这名战士便能坐起身来了。

　　第五次战役进入第二阶段不久，接到后撤休整的命令，我们全体队员立即投入转移伤员的行动。

　　在坡陡崎岖、潮湿路滑的山间小路上，轻伤员互相搀扶，重伤员被担架抬或医护工作人员背着向山下奔走。途中我见一位截肢伤员咬着牙一跳一跳独自跛行着，我便上前坚持背他下山，走了几步，不想因我个头矮小又患回归热刚愈不久，腿打软跪在地上，两人都摔倒了。这位伤员同志非但没怨我，反而安慰我。

　　在这些具有钢铁般意志的战士的配合下，我们顺利完成转移任务，没有落下一名伤员。

　　防御战中的苦与乐

　　战争年代，兵马未动，医院先行。在每场战斗打响之前，我们要根据地形，做掩体，挖防空洞，拿起武器“铁锹铁镐”，在荒山野岭里开辟“战地医院”。

　　我和医疗队中那些年轻的女孩子们一样，开山打洞从不落后，双手血泡成片仍然咬着牙，忍住痛，自个儿鼓励自己“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由于刚下了雨，土黏得很，粘到铁锹上都下不来，还得用手去抠，女同志个子矮，往外送土时不得不踮起脚，使尽了全身之力往外送土。如果说急行军让我们练成了一副铁脚板，挖掩体又让我们的双手练成“铁砂掌”。我们一锹接一锹、一镐接一镐、一锤接一锤不懈地开山、挖洞、铲泥土、运木材，历经数月野战医院终于建成。

　　战场上卫生条件差也是令我们女队员头痛的事。由于长时间不清洗，许多人的头上长了虱子，队员不得不剪去长发，或干脆剃了光头，不少人还患了妇科病。

　　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我们的女队员们仍然保持朝气蓬勃、斗志昂扬的精神。医院中不乏多才多艺的能人，所以很快就组织起舞蹈队还有腰鼓队。我们从战地上捡回美国兵扔下的空罐头铁盒，将两个罐头口对口用铁丝连接，在接头处外面缠上布条纸带封闭好。两个罐头的两头底部就是鼓面。

　　鼓槌是从山上采集的木质缜密坚实的树枝加工而成，小槌根部的穗和佩戴腰鼓的带子，是用美军照明弹用的白色降落伞，用红汞水及龙胆紫药水稀释，染成深浅不同的红色和紫色，我们腰鼓队和舞蹈队的节目会演，一次次受到好评。

　　战地婚礼

　　1953年10月，我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后，我和刚荣立三等功的后勤医疗二所所长孙瑞发同志喜结良缘。我们在异国他乡的朝鲜黄海北道的谷山瓦宇里的一座大山沟举行了婚礼。

　　新房是半山坡一个自建的茅草屋，仅能遮风避雨，房间十分矮小。门前只有不足十步的平地，室内仅简单摆放一床一桌。新婚的床是从山上砍来的木材，稍加砍锯工序做成的床架子。床上用自己上山割的茅草，铺成一张蓬松的“席梦思”床垫。尽管如此，与昔日的天为被、地为床，水壶或石头为枕的那些日子相比，这个条件可以说是十分豪华了，我们夫妻二人倍感温馨。

　　有三件结婚时的纪念物我珍藏至今，一件是部队发的印有“抗美援朝纪念1953—212”彩色图案的床单；搜山获得的战利品——用美军悬挂照明弹的降落伞做成的蚊帐；还有邵副所长赠予我们的绣花枕头。

　　我和爱人不仅是夫妻，还是生死与共的战友，相依为命的伙伴。我俩恩爱数十年，度过金婚岁月，享受人间难能可贵的天伦之乐。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135万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英勇杀敌、浴血奋战两年零九个月，赢得了最后胜利。在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为了正义为了和平，我们女兵和男兵一样，共同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和考验。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因工作需要，我跟随爱人辗转福建南安，后又到了内蒙古包头“支援三线”，参加了包兰铁路的建设工作。1958年6月，我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铁道兵第二次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接见，并合影留念。

　　70年过去了，回忆这段经历，胜利者的自豪感依存，为捍卫和平流血奉献，我此生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