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元以上债务万元以上债务万元以上债务万元以下债务
记者暗访
追债不敢挂招牌
前日,本报刊登的《全国追债师商讨阳光讨债》一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随后,记者从杂志上查到三家有追债业务的公司,随后进行了暗访。除江北的一家公司看起来比较正规外,另两家连公司招牌都没有挂,其中一家要见业务员,还要像地下党一样“接头”。
有人谈业务有人望风
前天下午1:20,记者来到了沙坪坝区紫荆花园里的一家资讯公司。门前,该公司没有任何标志。
一个30岁左右的“平头”打开了房门。这家公司的办公室,是由一套住宅改装的,除了一套沙发、一个茶几、两张办公桌外,再无他物。看到有人上门,两名同样剃着板寸的男子,一左一右坐在了记者的身边。
当记者假意表示需要帮忙追债时,一名男子很谨慎地说:“黑社会的账我们不收。“当记者表示只是赌账时,他立马改口,“我收了七八年账,没有一次别人不拿钱的。”边说边扬起戴着一枚硕大钻戒的手比划起来。
该男子称,他们收账不需当事人出面,也不需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只要签个委托书就可以了。”男子边说边从办公桌上的文件夹中取出一张纸递给记者。“你遇见我,算运气好,很多收账公司把委托人的钱吞了。”他说。
记者离开时,在门口见到了开门的那个男子,原来他一直守在门口“望风”。
扬言找人误差不超5米
下午2:55,记者根据广告,找到了江北观音桥红鼎国际C座的一家财务咨询公司。
办公室整洁明亮,墙壁上悬挂着营业执照、收费标准以及员工规章等文件。不巧,老总不在办公室。见记者对该公司能否找到欠债人表示怀疑,总经理的女秘书胸有成竹地保证:“要找个人还不容易。不信,你们明天来做个实验,保证能说出人在哪儿,误差不超过5米。”
要谈业务先“接头”
下午4:05,记者拨通了杨家坪一家调查咨询公司的电话。
“你到了建设电影院再打电话。”电话那边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说公司的地址。当记者赶到建设电影院附近再次拨通电话后,接电话的人告诉记者在原地等。记者等了大约10分钟,一名身穿黑色夹克的男子出现。
该男子带着记者七拐八拐,走进跃华新都的一间没有招牌的房间。在里间,记者看到墙上挂着营业执照。“这个注册名称怎么和你们报纸上登的不一样?”记者好奇地问。“我们有五、六个广告呢,都是不同的公司名。”黑衣男子说。
隔着办公桌,黑衣男子不停地吹嘘公司的追债成功率有多高。“我们就一直跟着那个人,从早上出门,跟到晚上回家,那人最后没办法只得还钱。”男子讲述了一个通过贴身跟踪成功讨债的例子,难掩脸上得意的表情。
通过交流的深入,男子开始帮记者制定初步的找人策略:首先,可以在欠债人经常活动的社交圈入手。如果不行,再对欠债人居住地展开调查;如果还不行,就找人查手机通话记录,找那些与其通过话的人,然后再顺藤摸瓜。“不过,你知道查通话记录要找内部人,得花钱。”黑衣男子强调费用要委托人承担。“我们收30%,要找人,先交4000元吧。”男子出价。
“找到人也不还钱,可不可以帮忙教训一下?”记者提出了追债以外的要求。“这个,我们不会出面,不过可以帮你找人。”男子爽快地回答。
公众调查
过半数市民支持“阳光化”
前天,本报公众调查中心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电话调查,共有包括教师、公务员、离退休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等在内的457位市民参与。
四成人反映“追债难”
欠债的反倒成了大爷,讨债的却成了受气的“杨白劳”。调查中,有196位市民表示有过“追债难”经历,占受访者的43.2%;另有24.7%的市民表示手头有两张以上超过约定日期尚未归还欠款的借条。
虽然追债师为不少人挽回了损失,但个别追债公司在追债过程中,采用的一些非法手段甚至暴力行为,又使得人们心存疑虑。调查中仅有17.5%的人表示会委托追债师。
建立全国联网系统
从事装饰生意的王先生表示,业务上频频发生的“追债难”常常让人无奈,而通过法律诉讼程序相对繁琐,还要支付律师费,承担败诉风险,尤其是在“执行难”的现状下,赢了官司输了钱的情况经常发生。“追债师既然存在,有一定的必要性。如果能通过立法或行业规章等方式,对他们进行严格管理,既可以解决‘老赖’拖欠问题,也可以避免非法暴力事件的发生。”
调查中,52.4%的受访者和王先生持同一看法。此外,对“如何从根本上破解讨债难现象”的问题上,“建立全国各行业联网的诚信系统,让欠债人知道不还钱的代价”和“在法律上对欠债现象予以必要的威慑”是调查中排名前两位的建议,分别有43.1%和37.4%的市民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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