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在东莞，有这样一些女性，当她们还在豆蔻年华时，迫于生计而去国离乡，远赴南洋打洋工。在异国他乡，她们在忙碌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青年和中年，直至迟暮岁月才回归故里。
她们大多终身未嫁，却以一己之力为家人嘘寒送暖；她们吃苦耐劳，在半个多世纪的异国生涯中，凭借双手打工挣钱；如今，她们已经老去，并还在继续老去。
“这些老人一年比一年少。问她们幸福是什么，回答往往是‘老了病了，能看得起病。”今年1月，在东莞“两会”人大旁听人员座谈会上，致公党东莞市委筹备组成员、侨眷郑燕娟关于她们的一段描述，曾触动了现场包括市委书记刘志庚在内的很多人。
在今天(3月8日)这个歌颂女性、赞美女性的特别日子里，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些老人，关注她们。
●讲述
离国五十余载，中间才还乡两次
地点：横沥田头贝冲村
寻访对象：梁丽琼(90岁)
在为数不多的东莞“自梳女”归侨中，90岁的梁丽琼算是身体较健朗的一个。上周六，在横沥镇田头贝冲村，记者一年后再次见到了老人。
与前一次相比，老人的精神气显得更足了。在她的床头柜上，一张青年男女的结婚照格外显眼，照片中的男子清秀帅气，他是老人在马来西亚照顾了17年的“仔仔”。
几个月前，成婚不久的“仔仔”漂洋过海来到横沥，专程看望梁丽琼，让老人高兴了好一阵子。
74年前，我还只有16岁。当时，日本人的飞机每天都在扔炸弹，轰轰轰的，整天提心吊胆。家里人又多，有时饭都吃不饱。
于是，在一个黑静的夜晚，我与同村的另一个姐妹一起坐上了开往马来西亚的轮船。那个年代，将女儿送往南洋打工是许多东莞贫困家庭的无奈之选，我们并不是唯一的。
离开时，父母都还健在，家中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
下船后不久，我就进了当地一户人家做起了“住家工”(佣人)。当时就是一心扑在干活上，拼命想着赚钱。为此，她帮人煮饭、带孩子、做清洁，做各种杂活。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有两天休息，要么就在自己租的房子里睡觉，要么就去附近的庙宇里烧香拜佛，祈求国内的亲人能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除此之外，没有心情想其他事情，只是觉得有工作做，有饭吃就已经很好了。由于一心只顾打工挣钱，我放弃了结婚，年纪稍大后，就干脆做了“自梳女”。
我几乎将打工得到的绝大部分收入都寄回了家。为节省路费，在马来西亚的50多年里，只回家过两次。
◎现状
关于在马来西亚50多年间的打工经历，老人表示大多都想不起了。唯独对最后一份工作，还留有比较清晰的记忆，因为这份工作她整整做了27年。
老人说，主人姓杨，祖籍福建，是一名医生。在主人的妻子刚刚怀上孩子时，她进入杨家，开始还是做家务，包吃包住，每个月工资2马来西亚元。不久孩子出生了，照顾小孩就成了更主要的工作“仔仔很听话，跟我关系很好。”她说。
1997年，年老体衰的她最终决定回乡定居。由此也结束了与杨家长达27年的雇佣关系。回到老家，一切已是物事皆非，父母早已过世，妹妹远嫁外地，只剩下一个弟弟仍在乡里。
目前，梁丽琼老人住在由几个侄子侄女合资修建的一间小房子，孝顺的后辈还给她请了一名保姆照顾日常起居。
由于常年劳作加上年龄增长，老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气管炎等多种疾病，但因无国籍一直无法纳入医保，医疗费不能报销。为此，老人较少去医院看病。近年，除通过政府发放的482元生活补助和医疗救助金购买一些药品外，有时还依靠远在马来西亚的杨先生不定时地邮寄药过来。
横沥镇党委委员谢建玲说，对于返乡“自梳女”，横沥除由政府给予财政补贴外，还发动一些社会组织对这些老人进行资助。其中，横沥慈善分会每月都会资助老人200元。
但考虑到她们年老多病的情况，在近两年的东莞“两会”上，谢建玲均上交提案，希望将无法入籍的归国人员纳入医保范畴。“每月的生活补助只能用于日常开支，如果遇上疾病，42元的医疗救助金只是杯水车薪。”谢建玲说。
●讲述(赖顺兴口述)每天可挣1新加坡元
地点：高埗冼沙村寻访对象：陈亚兰(82岁)赖顺兴(81岁)
在高埗冼沙东海村161号的一间旧屋里，82岁的陈亚兰老人斜卧在堂屋入门左侧的一张床上，床边则是一个四脚的扶拐。
2001年，从新加坡返回国内后不久，在一个下雨天，老人在巷子里走路时，不小心将腰骨摔伤，为此耗尽了从国外带回的所有积蓄，至今仍未痊愈。
由于身体已经很虚弱，老人每天大部分时间只能斜卧在床上。与来人交谈时，老人目光呆滞，很久才能说出一句话。“早知道会出意外，我就不回来了。”陈说。
与陈亚兰搭乘同一趟班机回国的赖顺兴，也是在回国后的第一年遭遇了腿部骨折。不过幸运的是赖顺兴的侄子家境较好，及时为她进行了手术，老人才恢复了健康。
1949年，我当时18岁。
当时母亲去世了，家里还有爸爸、哥哥、妹妹和弟弟4个亲人，生活非常艰苦，吃不饱穿不暖。身边很多人都选择外出打工，我也不想留在家里耕地，所以就决定出去。
不记得是哪月的一个上午，我和十几个姐妹通过“水客”帮助，在香港登上了前往新加坡的航船。
当时船上大概有300多人，经过整整七天七夜的颠簸，终于在新加坡一个叫大坡落车水的地方安全登陆。在一个只有天和水的世界里生活了整整七天七夜，那是我第一次坐船，船上有人晕吐，还有人生病，船上的同胞们就互相照顾，最终总算是平安到达目的地。
初到新加坡，我们十几个姐妹一起通过别人介绍租了一个面积3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说是房子，其实没有房间，也没有床，我们就直接在木地板上铺上席子睡觉。还好，新加坡冬天不冷，夏天也不太热。这样的房子，我们每人每个月要支付5新加坡元作为房租。
到达新加坡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到一个商人家里做家庭劳务。打这份工，我每天可以挣得1新加坡元。什么概念呢，当时买一斤猪肉大概要2新加坡元。
在国外最初的日子，最难受的莫过于想家。但当时没有电话，只能雇人写信然后寄回家，写一封信包邮寄要花费1.5新加坡元。第一封信，是写给我爸爸的。信的内容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爸爸回信时要求我给家里寄点钱。于是，我就通过银行给家里寄钱，最多一次是几十新加坡元。
我们会经常变换工作地点，在这个家庭做不顺心，就会去另一个家里做，东家不打打西家。雇人的家庭大多数都会说唐语(广东话)，不会说的也能借助肢体语言来沟通。
在富人家里做家庭劳务很辛苦，每天不仅要手洗两大桶的衣服，还要跪在地上抹地。刚开始的时候，手搓烂了，膝盖也跪烂了。衣服烫得不好，还会挨骂，都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我没后悔，因为有工作就可以挣钱，总比在家里好，即使有时要工作到晚上9点后才能回到自己租的房子里。也有找不到雇主的时候，10多个姐妹就会互相帮助，共度难关。
由此过了很多年，才终于在新加坡定居。后来国内也稳定了，才开始回国。第一次回国是1964年，当时现在养我的侄子才8岁。后来回来的时间也多了，4年左右回一次。
到了2001年，我发现身体越来越不好了，于是最终决定回国定居。
◎现状
患有高血压病的赖顺兴老人，每个月要服用450元的抗高血压药。其从国外带回来的积蓄，在2001年的一次意外摔跤后，全部支付了手术和医药费用。目前，主要依靠侄子赡养。市政府每月482元的资金补贴，只能维持最基本生活保障。
2001年的一个下雨天，陈亚兰老人在巷子里走路时把腰骨摔伤，至今没有完全恢复，目前行动极为不便，长期卧病在床。
全市返乡“自梳女”已不足50人
-阅读延伸
日前，东莞市侨联秘书长邓林基给记者提供了一份不完整的全市返乡“自梳女”名单。他告诉记者，由于“自梳女”群体特殊的年龄结构，绝大多数都是8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数量都会有变化，所以一直不能掌握最准确的人数。
他预计，全市目前的“自梳女”总人数可能在40—50人，主要分布在常平、寮步、高埗、横沥、东坑、大朗、石龙、石排、茶山和望牛墩等镇街。其中，前几年以城区数量居多，近年随着老人的陆续离去，城区已基本没有“自梳女”归侨了。目前，人数最集中的是常平镇，约有10余个，最少的镇街则只有1—2个。
邓林基还说，目前东莞返乡“自梳女”，主要是跟叔侄亲属一起居住，有的则是几个人合住在一起，还有少数老人，因亲戚家境不好，或是亲人都已去世，一人独居在家。最近几年，各地政府也在邀请一些独居老人前往敬老院养老，但受传统观念等影响，多数老人都委婉拒绝。迄今，进入敬老院养老的“自梳女”老人预计不超过一成。
据悉，东莞市政府已针对这些老人也已设立了专门的经济补贴和医疗救助基金。2007年，东莞市委市政府决定，参照东莞市低保对象补助标准，拨出近35万元专款对生活在东莞市各镇(街)的贫困孤寡老归侨每人每月补助342元(其中生活补助款300元，医疗救助金42元)。2008年，提高至442元；2010年，又提高至482元。
不过，由于老人们普遍年龄偏高，所以对医疗的需求较为迫切。邓林基也表示，侨联将会联系居委会定期跟进了解老人生活现状，并与各镇、村一级政府一道通过各种渠道，缓解老人们的就医之困。
目前，针对返乡“自梳女”老人的社会关注和救助也在增多。节假日以及平时，一些爱心企业也会前往慰问。
策划 南方日报记者 刘进 撰文 南方日报记者 刘进 李书龙 摄影 南方日报记者 苏仕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