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忏悔能给中国「补钙」?

文．雷志宇

　　20世纪已然翻过，距离日本关东军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已快70年了，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对于那一段历史本应有一个大致的了结，不让上个世纪的历史阴影遮蔽新世纪的晴空。但在半个多世纪的等待中，两国民间对立情绪的暗流持续涌动，两国关系也一直随着新伤与旧创起伏不定。

　　我们一直期望日本人在侵华问题上有一个明确的令中国人感动得热泪盈眶的态度和场面。在这方面，我们因有太多的失望而生愤怒，有太大的期望而易感动。

　　就东史郎而言，本身不过是一个忏悔的杀人者而已，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尽其作为人的本分罢了，但我们给予了多大的宽容与支持，甚至将其视为英雄。而我们之所以如此对他，仅仅因为这样的日本人太少了。这并非批评东史郎忏悔行为本身，而是由此可以看出我们民族心灵对日本人道歉和忏悔的期待是何等的强烈。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日本人总体上说一句，「中国人，对不起。」并向我们鞠一个他们日常礼节性的躬，我们是不是会感激涕零？

　　就连宽恕别人，也显得如此迫不及待，我们为什么变得如此善于宽恕？似乎只要如此，一切仇恨都能冰释，一切创伤都能缝合。我们甚至把日本对历史罪恶的道歉和忏悔当成我们孱弱的精神所需的「钙粉」。日本人的道歉和忏悔好像成了我们民族心理中难以抗拒的诱惑。既然别人不需要我们的宽恕，我们又何必自作多情地等待其忏悔。我们真的那么需要他们的道歉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也应反躬自省：日本人自己的心灵拯救，于我们民族精神的振奋有多大的意义？是否只有他们跪着，我们才能站起来？是否我们民族的自信和尊严需要依靠日本人的道歉和忏悔来支撑？难道，一句「对不起」，就真能抹去万爱花等老人受到的比兽行还不堪的凌辱和老人们半个多世纪的痛苦回忆？就真能抚慰南京江东门下那累累白骨？我们就能把那屈辱的一页就此作结，翻过去？如此，是不是我们因此就能长长地松一口气，然后又放心地睡去？ 　　每个民族的痛苦都是独特的，我们今天要日本人来体会我们民族曾经历的侵凌之辱，那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种痛苦只对自己民族才有意义，希望别人理解这种痛苦的企图说明了我们民族精神的脆弱；需要别人承受和分担自己民族的痛苦，是不负责任的逃避；企图通过遗忘历史来卸载这种痛苦则映衬出我们民族心理的儒弱。我们精神上真正需要的是，对记忆中这一切肤之痛的刻骨铭心。

　　其实，要想作恶者忏悔，如果没有第三方介入，只有两种途径：一是依赖于作恶者自身良知的觉醒，二是受害者自身的强大。没有诚意的道歉和忏悔，只是对受害人的新的侮辱。如果日本人的头是中国的民意硬摁下去的，那么，这样的道歉和忏悔是没有意义的。真正告慰先烈的方式应该看我们这些后辈如何活得有尊严，而不是看别人是否忏悔。 　　所以，即使今后的日本首相能像前西德首相勃兰特在华沙向被屠杀的犹太人下跪一样，也在南京的江东门向30万被屠杀的同胞下跪（当然，即使有这样的首相，恐怕也只会被日本人哄下台或被暗杀），我们也不应因此而狂喜，因为，他们纵可以从此卸下历史的罪孽，而我们民族的耻辱却是永恒的。

　　真正可怕的并不是日本人遗忘历史，歪曲历史，而是我们自己淡忘和漠视我们民族的苦难历程，忘掉伤疤下面的痛楚。其实，我们应该感谢日本人对那段历史公开抵赖的坦率态度，尽管这种态度深深地刺伤了我们，但总比表面上对我们痛哭流涕、而背地里又咬牙切齿好。太勉强的歉意反倒会麻□我们过于天真的心。日本人的这种坦率，至少使我们时时警惕：我们有着怎样的一个一衣带水的邻邦，使我们永远铭记如今昂然挺立的我们曾经怎样跪着、怎样被凌辱、怎样被屠杀！ 　　摘自《南风窗》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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