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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指心态上）大约是人性的弱点之一，可能也是从生物的生存自卫机能引申出来的（人往往偏重于肯定自己的思想与行为）。谁不想颐指气使，个人专断独行呢？《聊斋志异．马介甫》中写了一个常常被老婆随意鞭挞，见了老婆就发抖的杨万石。连这等角色，吃了「丈夫再造丸」以后，也还想专制于阃内呢？（可惜，当他牛刀小试时，马上被老婆打得落花流水。）何况那些智商高、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人士呢？ 以前我所在的单位的领导倡言民主，反对专制。他也是通过群众每人一票选上去的。有一次，他大发感慨说：「民主真费事！」理性上知道民主是好事，但运作起来觉得「费事」。没有说出口的是：专制方便、一个人说了算省事。这是从人性角度立论，事实上，并非谁想专制就能专制的，关键看你是否有专制的能力。从日常的小事上说，看这位想专制的人在体力智力上是否合格。在社会和国家的大事上，则看集权还是分权，权力分散，互相制约，便搞不成绝对专制。这样，事情可以办得更好些，更重要的是给社会上的其他成员保留行使自己权利的空间。分权如果成为了社会定势、人们习惯了它，容忍就可能成为社会风气。而集权制度下专断就是人们的习惯和风气。统治者为了实现它，还要依赖许多制度化的东西，「告密」也是其中的一种。 告密又称作「打小报告」，一度非常流行。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文代会上，有位女诗人不无感慨地说：「写40万字的一本书，不如打400字的小报告，更受领导重视。」这话有点拟之不伦，不知道她是否懂得求「领导重视」就是小报告流行的基础。 专制不给异见留有空间，并要惩治异见，统治者高高在上，不知道谁是持异见者，这就需要有告密者（当然，告密者在告密过程中往往要挟带自己的私货，把一些非异见者也当成异见者举报上去）。历史上最早的告密者就是周朝的卫巫，当时国人（指都城里的人们），不满周厉王的暴虐统治，多有谤言，厉王指使卫巫秘密监视国人，有谤者就向厉王打小报告，厉王把谤者杀死。从此，「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大臣召公劝谏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采用这种壅堵的办法，早晚有一天，堤毁川流，不可收拾。厉王不听。不久，国人起义，把厉王流放到彘。
这种只重堵截、不管疏导的统治方法，历来有争论。从理论上来说，大多数人倾向疏导；然而，堵截可操作性强、并能马上奏效，因此，告密虽然不能登大雅之堂，统治者都在或明或暗地鼓励这种行为。 当然，告密是否正当也不是没有争论的。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就有过一场关于告讦的辩论。王安石变法中，有些法规需要别人告密才能执行。例如吕惠卿搞的「手实法」（向政府自报财产）；另外，主持新法的当政者认为只有打击持异见者，才能树立新法的权威，因此，也要鼓励告密，造成人人自危的风气。告密也成了党争的工具。于是，上交亲戚朋友的书信、打小报告、引诱他人说错话（如同后世的「阳谋」）、搜罗文人刊刻的诗文都成为告密者们的拿手好戏。
告密者首先伤害的是自己，告密者出卖了他人的隐私，同时也付出了做人的尊严。知道对方隐私的，不是亲戚，就是朋友，连亲戚朋友都出卖的人，其道德堕落到何等程度是可以想见的。北宋又是儒学的恢复发展时期，许多儒者面对着道德的滑坡，大声疾呼、身体力行，反对告讦。其中最典型的是范纯仁。「乌台诗案」中，反对新法的苏轼因为被人告密，以诗文得罪。范纯仁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上书为苏轼辩护。反新法的旧党当政后，用同样的方法，惩治新党代表人物蔡确（也是整苏轼的首恶），范也反对以曲解蔡诗兴文字狱，更不同意把蔡远贬新州。他说：「此路荆棘已七八十年，吾辈开之，恐不自免。」有人被党争冲昏了头，竟把范纯仁说成与蔡确一党。范氏一生「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反对告密，维护了儒者的尊严。邓润甫也上言，说「近日群臣专尚告讦，此非国家之美，宜用敦厚之人，以厚风俗」。这些受到皇帝的表彰，一度还写入律令。告讦受到一定的抑制。
眼光长远的文人士大夫认为，告讦只是暂时有利于统治，对良风美俗却起着破坏作用。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为什么正统人士这样看待告讦呢？因为儒家是力主「人治」的，「人治」强调在上位的士大夫要为社会起表率作用。告密者连亲戚朋友都出卖，其人格会变得自私猥琐，树之以为「典范」，只是给明白人增加笑料而已。 《论语》记载：叶公对孔子说：「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回答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叶认为正直的人，应该敢于揭发父亲的不正当的行为，并且敢于出庭作证；孔子认为父子的互相隐瞒才是真正的正直。在不明儒学和不懂事理的人看来，孔子似乎在提倡互相包庇。这是不了解儒家思想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表现。在这种社会里，父子最亲，是社会网络第一层关系。如果一个人能够舍弃父亲而不顾，他还能顾什么呢？这种连人的基本素质都不具备的人，能够说是「正直的人」吗？当然父亲「攘羊」是不义，是破坏社会规制的行为。儿子对父亲的揭发有可能是「大义灭亲」，从父子亲密关系来说，其概率太小了。大多可能是「大利灭亲」。不应奖励极少的「大义灭亲」的而鼓励了绝大部分「大利灭亲」的，使得社会的淳朴风气受到破坏。这是孔子提出的「子为父隐」本意。在这种立法思想的指导下，一些朝代（如汉代）的法令明确写上除了「大逆」、「谋反」外，不许告讦，违反者加以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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