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新灾区：高校

文．章敬平　章柏杨

高考招生办公室咨询点被学生和家长围得水泄不通。

　　发生在象牙塔内的腐败案件呈上升趋势，数量之多，金额之巨，情节之恶劣，涉案人员职务级别之高，都是过去所没有的

　　2001年8月2日，当「无期徒刑」的宣判结果，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庄重作出后，高小栋的表情并没有人们预想中的那种悲戚。

　　年届花甲的高小栋曾是个令人尊重的高校领导干部：对外经贸大学基建处处长。贪污公款97.2万元，索取贿赂50.5万元，挪用公款100万元，这样的黑色数据，提前把他推进人生的黄昏。

　　250万元的黑色赃款，和一些官场腐败大鳄相比，自然不值得一提。但外界还是对高小栋案件投以极大的关注。并由此将目光聚集到高校，人们眼中的「清水衙门」。联系到近年来接连暴露出的高校腐败案件，有媒体惊呼：腐败的瘟疫已悄然侵蚀进象牙塔曾经洁净的肌体。

腐败纪录接连刷新

　　近年来，发生在象牙塔内的腐败案件呈上升趋势，数量之多，金额之巨，情节之恶劣，涉案人员职务级别之高，都是过去所没有的。

　　这个结论性的描述是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院长吴新田等检察官作出的。似乎专为佐证这个结论，就在高小栋被宣判的同时，南京、大连、广州等地又接连传来一批高校贵族倒下的消息。检察机关将他们提起公诉的案由都是：涉嫌贪污受贿。

　　《新闻周刊》发现，高校腐败的发生和蔓延经历了三个阶段：90年代初期的萌芽；90年代中期的发展；90年代末的大面积爆发。

　　10年前，一些腐败案件悄然出现在对腐败口诛笔伐的高校。1990年之后的10年，北京市海淀区内32所院校中，一半染上了腐败病毒。海淀区检察院受理查办的高校系统贪污贿赂案件共24件26人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10年24件26人的纪录，被□西省高校一年刷新。21世纪的第一个年头，□西省查办的高校腐败案件36起61人，其中处级干部22人。

　　最近三年，陕西省教育纪工委共同受理各种腐败案件线索2000多件，初查225件，立案查处68件，有20件移送司法机关。

　　或许因为陕西高校是腐败案件的高发区，教育部直属高校案件检查工作研讨会于2001年4月12日至14日在西安召开。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教育部纪检、监察局的高级官员外，还有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26所高校纪委书记、监察处长共41名代表。

　　据悉，二、三十所大学的纪委书记一起研讨高校腐败案件的会议，并不多见。外界猜测，一场高校「反腐风暴」即将刮起。北京大学一位教授说，「召开这样的会议是中国大学的耻辱，它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一个让我们难以接受的事实：今日高校已成腐败的新灾区。」

主流是党政干部

　　年初，一家媒体刊载一篇感叹教师腐败的文章后，一位教师立即撰文驳斥道：教育腐败不是教师腐败。搞教育腐败的是一些学校教育的管理者。

　　合肥工业大学团委一位教师说，高校教师一般分两类，一类是从事管理的党政干部，一类是从事教学科研的专职教师，虽然依照现行的政策，党政干部也有教师资格，专职教师也纳入干部管理序列，但习惯上，人们还是把两者严格区分开了。人们谈论高校腐败，主要指高校党政干部腐败。「在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教学用具购置以及学生入学等方面，他们手中掌握着的权力使得他们有条件去做交易，搞暗箱操作。而普通的专职教师则没有这样的腐败机会。」

多少莘莘学子想圆“清华梦”。

　　综观高校腐败系列案件，这个结论是站得住脚的。去年8月，重庆市沙坪坝区检察院一连查处了四起高校工作人员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案，涉案人员全部是高校行政管理干部。不久前惊曝的陕西经贸学院腐败案，是陕西省教育系统建国以来最大的团伙经济案件，27名涉案人员都是高校干部。其中处级干部11人，科级干部12人。

　　一些大学教师认为，专职教师不腐败不仅仅在于腐败机会的缺失，还因为他们的操守上的高洁。在时下正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中，教师是仍在讲职业道德的群体！人们不仅看不到教师这个群体的腐败，从高校腐败中看到的反而是这个群体面对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现实时的无奈、坚忍和职业道德精神的崇高。

腐败「命门」

　　1999年3月，陕西经贸学院院长樊光鼎离任。根据举报和审计部门移交的原院长离任审计材料，省教育纪工委直接立案，司法部门也随之介入。

　　时隔一年多，一团团迷雾终被拨开，一条条「蛀虫」现出原形。经调查审核，该院成教学院、总务处、财务处、学生处等部门团伙经济犯罪案件涉案总金额高达615万余元。 　　这起案件简直可以当作高校腐败案件「犯罪形式大全」：违规收费、截留、私分、私设「小金库」、挪用公款、贪污、受贿一应俱全。

　　经由这些犯罪形式，检察官们总结出高校犯罪集中的几个领域，他们认为那是高校腐败的「命门」，海淀区检察院的一个报告罗列了以下3个：

　　校办产业易出现贪污、挪用公款犯罪。如北京体育大学加油站李淑霞采取少记现金账、涂改前台账的手段贪污公款67万余元。

　　后勤部门易出现贪污、挪用犯罪。如中国林业科学院后勤服务中心卫生所苏婕贪污案及中央民族大学医院玉香贪污案。

　　基建部门在发包、招标环节上易出现受贿犯罪。如北京电力专科学校副校长吴庆康利用主管学校食堂及学生活动中心工程建设之机，在投标过程中，按照工程总造价3％收取好处费。

　　有关人士认为，这份报告还遗漏了一个「命门」－－高校招生。去年8月，重庆师范学院学生科科长贾德伟在参与四川片区招生工作期间，收受两名考生家长贿赂8万元，索取五名考生家长贿赂5.8万元。一个暑假挣了10年的工资。

59岁现象

　　透视高小栋及一系列高校职务犯罪案，可以发现，涉案的具有一定级别的校方管理人员中，存在着趁退休之前捞一把的「59岁」现象。

　　59岁的高汝聪原是陕西工商学院总务处处长，学校合并后出任陕西经贸学院总务处处长。1997年，高负责经贸学院综合楼报告厅，休息室的装修工程。施工方北京某单位在表示有「好处费」时，高当即让对方与他的「心腹」去「谈」。双方签订合同并支付了第一笔预付款后，高按约定到西安金地大厦的一个密室里，拿走了4万元的「红包」。三个月之后，又在另外一个密室收受贿赂1万元。

　　此外，高汝聪还和两个会计将办培训班的收入、学院的奖励私分，美其名曰「奖金1万元」。

　　6万元赃款，为行将退休的高汝聪换来有期徒刑3年。

　　58岁的蔡云祥是江苏气象学院原副院长，1998年9月至2000年9月，利用其分管学校基建、后勤的职务便利，在该校的几幢教学楼及餐厅的改造施工过程中，数次收受施工单位贿赂5万多元及诺基亚手机一部。

　　57岁的高小栋于1988年5月开始担任对外经贸大学基建处处长。1993年出任校办企业北京龙宇建设工程公司总经理。直到此时，在「河边」走了数年的高小栋仍旧没有「湿鞋」。据称，不少人劝他脑筋别太死，想想退休后的事。高有些犹豫不决。1995年高小栋的脑筋小小地「动摇」了一下，向龙宇公司一分公司史姓经理做了一番「暗示」，史迅即送上「好处费」9.5万元。次年，高的脑筋大大地动了动，明目张胆地向二分公司李姓经理索要贿赂15万元。李在日后的供述中说，高小栋要钱我不能不给，否则什么工程也别想干。随着退休年龄的迫近，高小栋愈发地贪婪，至案发，先后共索取贿赂款达50.5万元。加上贪污，高小栋共涉及黑金250万元。

　　安徽省政府立法谘询员法学博士陈宏光教授多次接触高校职务犯罪案件，他说，一些即将退休的高校干部，起初并没有多少贪念，看到社会上回扣红包之风超乎想象的时候，心理陡然不平衡起来，觉得自己不拿亏了，一想到退休之后再也没有机会，便伸出贪占之手。最终在人生的黄昏坠落。

「架空」干部权力

　　高校职务犯罪何以像电脑病毒一样「爆发」？

　　心理失衡，退休前乘机捞一把，只能解释那些在人生黄昏堕落的高校贵族，至于更多的干部落网，原因不在于此。

　　有关人士分析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高校办学经费来源已从过去的单一财政拨款转化为多渠道、多方位的筹资，为腐败提供了机会。而高校内的财务制度并没有随之建立起健全、有效的管理机制，又使得腐败行为难以被发现，腐败的机会成本大大地降低，这是高校中职务犯罪不断攀升的根本原因。

　　一位检察官援引一个「小金库」的例子，以说明高校财务管理机制的缺陷，使得腐败之门屡屡被推开。1996年，陕西一所大学财务处的1个处长2个副处长开始私设「小金库」，嗣后，3「处座」以「特办费」名义数次从「小金库」领出现金40000元私分。期间，有关部门多次督促清理「小金库」，并经过多次财务检查，但是直到1998年3月，「小金库」变「提款机」的秘密才被发现。

　　检察机关发现，只要坚持每日对账，每月核账这些基本的财务制度，很多高校职务犯罪就能轻易避免。

　　基于这样的认识，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西安市雁塔区检察院等检察机关，与辖区内三、四十所高校签订「建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协议」，明确规定双方预防职务犯罪的范围、职责和联系渠道等，有的检察官还派人帮高校建立规范各种财务机制。他们以为，如此便会把职务犯罪的「真空」清除。

　　一些研究腐败的专家认为，检察机关的做法不错，但只能治标，不能治本。高校腐败实质是权力腐败，只有通过采购制度，工程招投标制度等制度建设，「架空」党政干部的权力，才能还象牙塔一片洁净的天空。

　　摘自《新闻周刊》200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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