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非

每天都会想起巴金，因为每天都要路过巴金的铜像。我供职的这所学校是原东南大学附中（后来的中央大学附中），巴金是这个学校1925年的毕业生，校友们为巴金立了这尊铜像。

对这尊铜像，人们的评论很多，有人认为这是冷峻的巴金，有人认为这是愤怒的巴金，有人说表现了巴金的凝重，有人说这是「巴金在期望」。底座上□刻着巴金的题词：掏出心来。看到这句话，就会想到丹柯擎着那从胸膛里掏出的、燃烧着驱散了黑暗的心。巴金在痛定思痛后喊出这句「掏出心来」，真诚地希望文人不再以瞒和骗混世，人间不再有以逼迫别人说假话为乐的残暴。经历过不平凡年代的人，尤其是一个思想者，大约都会从这句「掏出心来」咀嚼出凝重来。

年轻时读过许多反映地下革命斗争的文学作品，敌人在审讯被捕的革命者时，无论是用「老虎凳」还是「灌辣椒水」就是想逼革命者说真话。人本当说真话，偏偏在黑牢的严刑下要「坚不吐实」。黑暗散尽，天终于晴朗，有人却不愿意说真话了。因为有人不想听真话，说假话也就成了时尚，直至说假话成性，即使你能营造出说真话的环境，让他说真话，他也未必能说、会说了。

中国人相处，感到够朋友，要讲点义气，就会说「我对你说句真话」，说真话就像请客一样，足以表示慷慨。过年说好话（有的地方叫作「年话」），甚至虚情假意，以讨吉利，这无所谓；可是官场积弊，以「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为训条，社会风气必定江河日下。如同「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一样，真诚和善良也成了「幼稚」的代名词。多少年间，总是说真话者罹祸，动辄沉冤几十年，株连一门，而没见谁因说假话倒楣。这，就是一种最有效的诱导。

站在巴金的铜像前，想起了另一个人，这就是同样在这所校园里读书的巴金的同学胡风，关于胡风的沉浮，似乎不必赘言。七十多年前，他们从这校园里走出去的时候，大约再也没想到各自在晚年回忆一生波澜时，会有那样严肃而沉痛的思考。作为文学家，他们都为「说话」付出了代价。

人的一生很短暂，不要再去操心自己的声音对别人而言是入耳还是不入耳，只要你发出的是真诚的声音；不必再计算自己的荣辱，只要你能想到社会的公正。我的朋友说，他一说假话脸就会红，我祝贺他身心健康，因为很多人早就丧失了这样的生理反应了。一个人有自尊，就应当害怕别人问「你为什么脸红？」，害怕儿孙问「你那时干了些什么」？害怕董狐和司马迁的直笔，害怕后来的杂文家拿自己当例子，害怕被写进后世的教科书……

富有喜剧色彩的故事总是可以随处听到。我常想，我们凭什么要求人家和我们作一样的选择？我们凭什么总以为每个人都会服从生活的公理？我们凭什么总以为都应当一样爱美好、爱善良，只说真话？比如，你有把握能让一个贪官变得纯洁吗？你有把握能让一个名利狂变得淡泊吗？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盲肠，可笑；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小心眼儿，更可笑。我想说的是：千万不要以为所有的人都与你一样率真。我们在这里谈说真话，一定会让一些人有所不快；也许他们又要居高临下地对我们说：「真话并不等于真理！」－－不错，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假话肯定不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