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修史，当一个民族满怀信心、开拓奋起之时，人们有理由期待史实详尽、表述客观的鸿篇巨制；当一个政党深得民心、继往开来之时，推出以史鉴今的恢宏巨著将成为必然。本着“存史、资政、育人”的目的，一系列中共党党史巨著将在国庆节前后面世，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献上了一份厚礼。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以下简称“第一卷”)是这系列巨著中最早推出的一部，该书记述的是1921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该书编纂者之一的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刘益涛研究员。

　　易稿12次 增加党史研究新成果

　　党史工作无小事，刘益涛深有体会地说，中央对党史工作非常关心。江泽民总书记曾亲自写信给党史研究室，对党史工作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指导性意见。

　　编修好《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项浩大的工程，历经6载先后12次易稿。对于这样一部鸿篇巨制，自然不是几个人关起门来就可以完成的，需要集中广大党史专家的智慧。

　　刘益涛回忆说，编修工作启动后，他们首先整理了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以下简称“原上卷”)出版后全国各方面读者的意见，系统地梳理了原上卷出版后党史研究新成果，写出研究综述5份，近20万字。同时还向全国各地党史研究机构和一些专家学者发出近百封信函，了解原上卷反映的有关史实是否准确，论述是否恰当，是否有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等。通过各种方式，他们共征集到全国各地的书面材料12万字，全国150多位专家学者提出的意见共1000多条。

　　 与时俱进 站在新的历史高度

　　据刘益涛研究员介绍，此次出版的中共党史第一卷是在原上卷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为什么要在原上卷出版11年后，重新编修党史新本呢？刘益涛告诉记者主要有3个原因：其一，编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原上卷，总体上反映的是当时掌握的党史史料状况和学术研究水平，距今天已过去十多年，因受当时主客观条件限制，留下不少遗憾。其二，近十多年来，在邓小平、江泽民同志的著作和讲话中，对民主革命时期党史有不少新的论述，这些都需要党史工作者认真领会和贯彻其精神实质，站在新的历史高度，研究认识民主革命时期党史上的许多问题。其三，原上卷出版后，国内外陆续公布了大量新的档案资料，党史学界对很多党史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一些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亦建议及时对原上卷进行修订，以吸收新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增补原上卷未能涉及的或阐述不够的地方。在此情况下，推出一个与时俱进的党史新本已是势在必行。

　　刘益涛向记者解释，与原上卷相比，第一卷的理论性更加突出。书中许多新增补的内容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编修中注意在准确叙述党史的同时，对其中一些重大问题作理论思考，科学地总结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和党自身的发展规律，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史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

　　 书名有变化 字数新添18万

　　刘益涛介绍，新本从形式上看，首先是书名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改称《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与原书名“上卷”相比，“第一卷”的有序性和历史延续性更便于党史不断地续写下去。其次是对结构的调整。原上卷只设章、节两级标题，各节的篇幅较长，一些重点问题未能突出表述，因而不够醒目。修订时，不少学者都希望增设一级标题。这样，第一卷由原来的两级标题改为三级标题，在章、节下又增加了目，使内容更加有条理，阅读起来思路更加清晰。另外，对原有的章、节标题作了较大的修改，增补了内容。将修订过程中增删相抵的字数不算，新本净增字数，由原来的56万增加到近74万。为了便于装订和阅读，新本分上、下两册出版。

　　 正视历史 重新评判功过

　　与形式的变化相比，新本内容的增补和修改更为重要，刘益涛举例告诉记者，新本在哪几处作了重要的增补和修改。

　　在第一编“党的创立”中，为进一步阐明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先进性，经过反复比较，将原上卷以辛亥革命的开头，向前延伸至从1840年鸦片战争讲起，在第一章开头增加了“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一节，对19世纪后半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和各阶级、阶层反抗斗争的情况作了概括的叙述。

　　在阐明中国共产党对推动国共合作和大革命运动的重大作用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这个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的评价。刘益涛告诉记者，新本肯定了陈独秀对推动国共合作，领导五卅运动和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反对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以及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方面作出的贡献。新本认为陈独秀在大革命期间犯了右倾错误，特别是在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他本人对中国革命一些基本问题认识的错误直接产生的结果。他作为党的第一把手，对大革命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也有责任。

　　刘益涛告诉记者，随着近几年共产国际档案资料的大量公布，学术界对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指导中国革命的功过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共产国际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陈独秀是不适当的。大革命时期陈独秀所犯的错误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的错误，不存在向敌人“投降”的问题，用“右倾投降主义”表述他的错误是不适当的，而恢复用“右倾机会主义”更符合历史实际。

　　如何正确看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历来是党史界的一大难题，此次修订对此作了新的表述，在指出“左”倾错误及其危害的同时，把当时领导人的错误看做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这些错误的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和不可避免性。为此，新书一是从标题上作了弱化处理；二是根据三次“左”倾错误的不同情况，对其表述作了区别，即第一次称为“‘左’倾盲动错误”(不出现瞿秋白的名字)，第二次称为“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不出现“主义”二字)，第三次称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全面反映党的领导 新的分析和详细论述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党史学界已作过许多阐述，新本充实了党领导的各个根据地的斗争，特别是增写了东北抗日联军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内容；除补充党领导的国民党统治区斗争和南方局工作的内容外，还新增一节论述党在沦陷区的工作方针和部署以及党领导的沦陷区人民抗日斗争的情况。此外，书中扩充了国共两党配合作战和国民党正面战场对日作战的描述，补写了台湾、香港等地所进行的抗日战争。这样，既突出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也突出了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东方主战场的历史作用。

　　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说明这个问题，新本加强了党在这一时期对一系列方针政策进行总结的内容和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叙述以及对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意义的论述。党史专家普遍认为，加强这方面内容，对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对提高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自觉性，具有现实意义。

　　新本充实了党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内容。一方面加强了对以学生群众为先锋的爱国民主力量同国民党政府之间斗争的叙述，另一方面增写“城市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加强”一目，用一些生动的例子，专门讲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地下组织，开展与人民解放军里应外合，策应胜利的工作，从而突出了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各条战线上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作出的贡献。

　　解放战争为何在短短几年就取得胜利，新本党史第一卷对此作了深入分析和详细论述。刘益涛介绍，新本将原上卷中最后一节“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和伟大意义”单列出来作为全书的结束语。

来源：《北京晚报》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