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堵综合措施出台引发热议,其中亮点之一是“十二五”期间,北京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不再增加公务用车指标,即公务用车的“零增长”。舆论认为,这对缓解北京的交通压力,减慢汽车增长速度将产生直接作用。并由此让公车改革问题再次被广大民众提出并关注。
从1994年《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颁发至今,已经 16年过去,可以说公车改革毫无进展。在这16年期间,对公车消费的批评一直没有停止,因为公车消费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而且数量特别巨大,在一些贫困地区,官员们解决民生问题的时候喊穷,购买官车时却不手软,出手十分大方,因而“民愤极大”。
最初国家提出公车改革,意愿是积极的,其直接效果首先是希望能减少行政开支,同时兼有廉政、反腐的取向。试想,一名年薪十几万元的官员,配备价值几十万元的公车,再加上使用过程中的各项费税支出,累计起来数字相当惊人,这种高福利造成官民之间的隐形贫富差距,必然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此外,公务用车不怕花钱,不在乎浪费,一般都在2.0排量以上,而私人消费,就会精打细算,处处考虑节约。可以说,中国推广小排量车型,障碍就在官员的公务用车,所以,公车改革还能促进汽车产业的结构调整,有效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可谓“一箭四雕”。
但16年来,公车改革一直难以推进,甚至事与愿违。一些地方的所谓“车改”,实际上成为官员为自己增加收入的手段。“卖公车、发补贴”,官员们因此拿上了高额补贴,有些地方官员车补一个月就上有万元。更有一些官员,拿了补贴,公车照坐,骑了双头马,与中央提出的车改目标背道而驰,效果比不改还坏。全国公车数量从来没有官方数据发表,有分析认为大约为300万至350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约为3000亿~4000亿元。对这个数据,多数人觉得偏于保守。
1988年10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发布的《中央国家机关汽车配备标准的规定》规定,正部级干部配专车,副部级干部不配专车但保证工作用车。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明确界定:部长级和省长级干部按一人一辆配备专车,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和相对固定用车。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些规定?
公车改革的关键在能不能触动官员们的既得利益,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操作改革的正是这个利益集团,他们对车改不感兴趣,或者是想通过车改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好处。
据称,在芬兰,除总统外,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4人享受配备专车的待遇,并只限执行公务时使用,上下班用专车要照章纳税,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在国外的大型国际车展上,国家元首轻车简从,和普通观众一样参观。但在中国,领导人参观车展,是要清场戒严的,在中国,官员有着无限的特权,公务用车也是这个道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公车零增长”和公车改革是两个概念,公车改革改的是现状,动的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公车零增长”是着眼未来,是防范于未然。
北京疏堵综合措施提出公车“零增长”,如果真能贯彻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将解决车改难题,推行的阻力也相对较小,是目前比较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
问题是,北京的管辖权限只限于“北京市各级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不能涉及中央机关的公务用车。问题是驻京的中央部委、驻京机构的公务用车很多,绝对数量可能超出北京市属单位公务用车的数倍,甚至几十倍。仅仅限于北京市公车零增长,如果真能做到,不过是断其一指,无论是对治堵,还是反腐倡廉,节约开支,都不会有显著效果。
我们认为,这样一个好政策,应该推而广之,全国实行,起码首先在全北京市范围实行,这样车改就有希望了。(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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