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治堵新方：民间要围观更要给力

　　广州市交委日前发布《广州中心城区缓解交通拥堵方案》征求意见稿。这一以“限公车不限私家车外地车”为精髓的治堵新方案，立即引来“围观”。1月25日本版《广州治堵，政府先行》一文认为，意见稿虽对民意有着善意的回应，但面对公车致堵，“谁要真正整治，谁又真心想严管”呢？既然既得利益者不会自己缴械，治堵问题上政府就需发挥示范与带头作用。所论让人激赏，但笔者以为，治堵新方案中的“硬骨头”如何啃得下来，民间光有坐等是不够的。撼动公车改革坚冰，舆论与公众与其饶有兴味地“围观”，不如急起推动，促进新方案尽早走入现实。

　　首先，广州治堵方案“限公车，放私车”这一选择，虽然尊重了人们把私家车与幸福感联系在一起的普遍情怀，但城市道路与车辆之间的矛盾还是摆在那里，城市发展的实际问题不容回避。政府欲以民生为重，不限制买车，不忍伤害百姓的幸福感，但民间不能片面地心安理得。而一旦城市规划、道路建设、交通管理等滞后，私家车的通行顺畅就难以保障，我们都“心中有数”。

　　其次，如何对特权思想与特权行为予以恰如其分的警醒，也考验民间的理性与智慧。限制公务用车，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限制政府的权力。而公车腐败的要害正在于特权，公车改革中的变相妥协，也源起于特权。所以，如何给沉浸在“权力自肥”片面快感之中的幸福者以一剂清醒药方，如何妙解政府的选择性回避，从而最终推动公车数量大幅削减，使公车的使用受到严格管理，让公车致堵、财政不堪重负以及公车腐败等问题得到真实、有效的解决，需要民间巧妙、理性而又具建设性的“反弹”。

　　再次，如何汇仁聚智，从而开拓公车治理的思路，民间也大有可为。比如，目前集中管理抑或货币化赎买的公车改革思路，均存制度漏洞，徒具观赏价值。但是，寄望政府突然单方面找到车改绝招，又是不现实的。如何避免改革疏漏，更宽广的思路蕴藏在民间。又比如，怎样确保公务车辆在“2015年前不再新增”，调查与监督的重任，也要民间协力。还有，推动制度规定的完善，推动技术手段的丰富，动力似乎更在民间。（陆湘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