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汽车病” 立法治理交通拥堵是更优选择

　　面对公共交通问题，在地方人大的平台上通过立法途径解决，相对于简单的行政控制，是一个进步。至少社会相关方面的意见能够得到充分体现，整个公共政策决策过程可以公开化、透明化。

　　据报道，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长许勤两会期间在广东团小组讨论时表示，治理交通拥堵，不仅要靠政府工作层面上出台办法，对许多共性的问题更要及早做深入研究，通过立法来解决。

　　缓解交通困难，成为越来越多的城市面临的基本政策目标之一。许多城市目前采取的办法，都是用行政控制的手段，控制车辆数量，甚至控制城市人口规模。但这些政策在社会层面至今仍然有不同看法。深圳市长提出的立法途径，在探索如何解决这类公共政策问题上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

　　与居民个人、企业的决策不同的是，政府的公共政策可以影响整个社会长达数年、数十年之久。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如何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需求，保障不同群体的利益，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目前一些城市在推出治堵方案之前，虽然也注意到了征集市民意见，但是公众参与的渠道和发挥的作用还很有限，最后出台的政策和民众认识之间，往往也会出现一些误差。

　　解决交通拥堵问题，立法是一个值得期待的途径。治理交通拥堵事关每个市民，每个市民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地方立法机关如果能提前公布立法意图，让市民能够通过媒体、网络等多种渠道发表意见，然后再由成立的法律起草委员会，综合这些市民意见以及其他各方意见，最后起草法律草案。这样就可以避免目前仅由政府采用行政手段治堵的不足。

　　首先，这样形成的治堵政策可以形成稳定的社会预期。经过前期的交流、沟通、反驳、辩解、博弈等，受益者清楚地知道自己受益多少；受损者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受损多少；政府由此也已经清楚地知道，如何通过政策将受益者的利益增量用于弥补受损者的利益，以此实现公共政策的有效性。

　　其次，通过立法程序，相关方甚至无关方的意见都得到了充分表达和重视，可以提升决策的科学性，有效降低社会成本和国家资源的浪费。现在，一些城市的治堵政策征求市民意见的时间有限，听取意见的范围也过窄，一旦在实施过程中发现执行难，再加以补救的话，有可能要付出更大的社会成本。

　　客观地看，某些地方政府在制定治堵政策时，还没有把公共性放在突出的位置。其潜意识仍然是“政府决策、社会执行”的路子。限牌、限购、限价等公共政策，也是这种思路的表现。尽管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没有充分的沟通，没有经过当地人大表决通过，一些政策受到了社会质疑，在执行中可能会面临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