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像治理“酒驾”一样推动公车改革

　　大幅度减少公车数量和公车开支，实行公车补贴货币化，推行公务用车市场化和社会化，鼓励公务员购买小车和私车公用

　　□郑奋明

　　目前我国的公务用车模式严重浪费社会财力和资源、滋生各种腐败现象，加剧社会不公和矛盾。根据有关数据披露，目前全国公务车至少200多万辆，每年公车支出保守估计也要3000亿元(公车开支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增长)，而公车使用效率仅为社会运营车辆的1/5—1/6，但运行成本却是后者的5—6倍，且公车使用中存在着大量的私用。这些数字折射出传统的公车模式极大的不合理和腐败，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公车改革历经17年几无成效的原因在三方面“缺乏”

　　传统公车模式的弊病早已为世人所诟病，自1994年起便呼吁改革，但历经17年几无成效，反而问题愈加严重，说明公车改革之艰难，而难就难在公车改革触犯既得利益，而既得利益者往往也是政策的制定者。

　　反思公车改革失败教训主要有三：一是公务车的使用缺乏全国性严格的立法和制度保障，对公车的数量、配备的条件、维护保养、使用范围、违规使用的惩罚措施等缺乏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的规定。这些年来没有发现谁因为公车私用等违规腐败行为受到惩处。正是如此导致公车私用泛滥，以至见怪不怪。公车使用的浪费和腐败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酒驾”，如果“酒驾”能上升到立法的程度，对于公车的使用更应当立法规定，应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公车腐败。其二，公车改革缺乏全国统一的规定和原则指导。近些年，一些地方零星地进行了车改，标准和方式不一，缺乏指导和依据。这些改革基本上自发的，是自选动作而非规定要求，在“车改”缺乏统一规则要求的情况下，“车改”不是因得罪既得利益群体，变成“谁改革谁吃亏”而自讨苦吃，不了了之，便是变形走味，受到种种非议，以至其他地方见难而退，裹足不前，任凭不合理的传统公车模式发展。在“车改”问题上，中央政府应统一部署、对各地“车改”提出要求和意见，强制推进全国的车改工作。其三，对公务用车缺乏民主和社会监督。“车改”需要社会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环境支撑，或者说，只有形成社会的民主决策与监督的环境，才能顺利进行。目前，首先要公开政府的“三公”开支，实现阳光财政。如果我们连目前公车的数量是多少，公车开支是多少都羞羞答答难以公开，社会监督就无从谈起。

　　公车实物配备形式在小汽车普及化时代实在陈旧落伍和浪费资源

　　传统的公车使用模式反映的是过时的带有封建等级意味的观念，公车、专车成为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成为一种特权的思想。而公车实物配备的形式，在小汽车已经普及化的时代实在显得陈旧落伍和浪费资源。如果说传统的公车模式有它的历史渊源和条件，那么，当今时代的发展，已经使公车改革成为必然：一是社会已经进入开放和民主时代，人格与权利平等成为社会的共识和潮流，通过公车配备体现社会地位和身份封建等级观念的社会基础已经趋向衰落；二是小汽车已经进入家庭，社会的普及率已经相当高，小车已经从奢侈品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这为公车改革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三是租车服务业的社会化与市场化程度已经很发达，完全可以满足各种公务用车需求，为公车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四是公车改革已经成为政府转型，建设廉洁、低成本政府的必然要求，也成为消除民怨、降低纳税人负担，促进社会和谐的社会工程。

　　实行公车补贴货币化，推行公务用车市场化和社会化

　　公车改革的目标和原则可作如下考虑：一是让公车回归“公车”性质，公车只用于公务的需要，任何与公务无关的活动都应杜绝，公车不再成为社会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除了省部级以上领导，其他应全部取消专车，同时取消官员上下班公车接送，此举可消除绝大部分公车私用的隐患。二是大幅度减少公车数量和公车开支，除了必要的工作专用车，其他一律拍卖，彻底解决公车量多、开支大的问题。三是实行公车补贴货币化，根据工作需要和性质，科学分类分档制定货币补贴标准，将节约下来的公车开支的一部分用于货币补贴，这样一方面可以满足公务员的公务交通开支，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推进车改的阻力。四是推行公务用车市场化和社会化，提高社会资源的整合和配置效率，鼓励公务员购买小车和私车公用，根据私车公用实际情况给予补贴，通过个人购车、市场化租车等方式解决公务活动用车；五是要妥善安置司勤人员，可以通过组建公车服务中心或分流、退休等方式安置。其实即使让司勤人员保留工资，等到退休，从总体上看，所节约的公车开支仍然是非常划算的，更何况可以释放他们的能量，消除因传统模式所产生的种种腐败和浪费。

　　作者系广东省社科院科学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