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创新不仅仅是研发
赵会是长安汽车引进的第一个海归，在福特工作了12年，目前是长安汽车工程研究总院的副院长，负责碰撞安全的总工程师。他记得2006年到重庆正赶上百年不遇的大旱，“从机场出来，看到公路两边的树木都快枯死了。”
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赵会回国的第一志愿是去一汽或者华晨，但最终选择了长安。“百年老店参与市场竞争的意识很强，企业领导人做强研发的决心很大，最重要的是长安给了研发人员一个平台，让我感觉有用武之地”，赵会说，论薪酬长安一定不是最高的，但研发人员很受尊重，这也是很多海归在国内各个企业转一圈又纷纷来到长安的原因。
在长安，专家们与长安汽车董事长徐留平有直接的沟通渠道，赵会曾向徐留平提出研究院厕所的蹲坑适应不了，徐马上批示将所有的蹲坑改成坐便。2006年，赵会负责的碰撞安全部门只有4人，现有已经拥有70人，2015年会达到300人。
类似赵会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在长安聚集的专家队伍中，有7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两人获评“两江学者”，5人受聘“兵装特聘专家”。记者注意到，长安研究院的办公大楼比徐留平办公的总部大楼气派多了。长安汽车总裁助理王俊说，有军工背景的长安坚持技术是企业发展的源头，因此形成了尊重知识的氛围。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国内不少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并不低，也修建了不少实验室，但留不住人才，外来技术人员要么与本土人才形成派系斗争，要么抵触企业的长官意志、老板作派，难以真正施展自己的才华。
或许，这也应该是自主创新的重要内容。创新一种更加包容的文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而不是像有些车企如果不会说本地土话，连开会说什么都听不懂，还何谈“海归聚集效应”。
在长安，记者看到不少诸如“碎石法与常用对标分析方法”的展示牌。将管理形成体系，然后编成教科书，再广泛推广是长安的一大特色。
长安汽车总裁张宝林向记者介绍说，在管理模式上，长安走过了一条“专业化——精益化——国际化”的历程，引进并创新了ERP、CPS、CA-PDS等一大批现代企业管理方法、体系、模式。在此基础上，长安自己总结的《基于共赢理念的采购成本管理》、《以开发流程为核心的汽车自主研发管理体系建设》等6项管理成果先后获国家级一等奖。
在长安渝北工厂，记者看到，这里不仅有欧系车企推崇的“奥迪特”质检体系，也有日系车企引以为傲的“安顿拉绳”等精益化生产管理手段，更有老国企保留下来的党建工作园地。在车间的展示板上，写着“岗位是最好的课堂，工作是最好的培训，实践是最好的学习”。
渝北工厂副厂长王张勇向记者介绍说，通过董事长与员工共进生日餐、长安故事、合理化建议等活动，倡导企业对员工关怀呵护，员工对事业虔诚奉献，仅去年提交的合理化建议过万条，为工厂节约资金5500多万元。
徐留平说：“自主创新不等于技术创新，核心技术固然是自主创新的重要内容，但自主创新不能仅限于技术创新，而应包括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一系列创新。”
汽车工业是工业文明的集大成者，作为这个集大成者的重要载体，汽车企业在管理、体系、技术、人才、文化等各方面都要齐头并进。同样，在自主创新的木桶效应上，仅有研发是不够的。
再提“长安模式”
2009年，一家跨国汽车公司在海南秘密举办了一场内部试驾会。他们将中国国内畅销的所有自主品牌车型聚集在一起，邀请来自全球的研发人员逐一试驾再逐一打分，最终长安悦翔排名第一。
也是在这一年，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等五部委联合进行的国家企业技术认定评估中，长安汽车自主研发能力名列中国汽车行业第一。
从销量、利润等指标考核，长安的实力远远不及一汽、东风等大型车企，但为什么是长安坚持了自主创新的正道，而且已经聚集起后发之势？
诚如一位业内专家所说：“自主汽车目前遇到的问题，表面看是自主创新的能力问题，深层次是创新土壤和创新意识的问题。”长安汽车的发展历程印证了这一看法。
在徐留平看来，自主创新是融入长安血液中与生俱来的使命和责任。长安始于1862年，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洋炮局，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先驱。一个在长安流传的发家史是，最早进口的三艘军舰运到中国后发现已经过时了，但又不能退货，只好利用船上的维修工具进行改造。从洋炮局诞生起，就烙上了自主创新的印记。
在上海诞生后，长安前后搬迁到苏州、南京、武汉，再到重庆。从长江入海口一直迁徙到长江上游，在完全迥异的文化土壤中扎根，在不同的驻地吸纳了不同习俗的工作人员，因此打上了文化包容的印记，埋下了开眼看世界的基因。
这就是为什么早在2003年，长安能够率先在意大利都灵设立中国第一个汽车研发基地的原因。近些年，长安完成了“五国九地”研发布局，但也引来业界非议，认为作秀的成分更大。长安研究总院常务副院长李伟用一句“山不过来我过去”作为回应。
在李伟看来，本土研发人员匮缺的现状下，国外的研发人员又不愿大批到重庆来工作，在成熟的地方建立分院是最佳的选择。在他看来，这根本谈不上作秀，也与勇气无关，这是长安“开眼看世界”的天赋使然。
在长安近150年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时期都与国家大战略息息相连。长安的前身曾是北洋政府的第一个现代化工厂，抗战时间是国内最大的兵工厂，肩负起整个中国战区半数枪炮弹药供给的重任。当时的厂长叫李承干，是一名地下党员，但佩戴国民党中将军衔。现在的《长安之歌》，也就是当时的《21兵工厂厂歌》正是在那个时候完成的。“量欲其富，质欲其精。同志们，猛进！”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长安人。
解放后，长安是共和国三线建设“深挖洞，广积粮”之脊梁。上世纪80年代初，长安响应国家“军转民”号召，依靠自主创新完成了“涅槃新生”，从微车起步解决了两万多名职工的吃饭问题，摸索出一条自我积累的滚动发展模式。
事实上，早在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就正式把长安汽车的研发模式命名为“长安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就是“以我为主、自主创新”。
再提“长安模式”，我们要寻找汽车中国的发展正道，寻找真正能让自主创新扎下根的土壤。（武卫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