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小汽车井喷快速进入家庭的浪潮，中国各大城市饱受堵车困扰。公安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北京、深圳、上海、成都、天津等11个城市汽车保有量超过100万辆。而在受堵车困扰的大城市中，深圳、北京、上海、贵阳等四座城市的治堵之计各有特色，近期又都因为热点新闻不断而备受关注。
在以摇号限购为重要治堵手段的北京，第七期购车摇号结果近日正式公布，61万多个申请人争夺1.76万个指标，中签比例达到1比34.9，再创新低。未来的中签希望越来越渺茫，号池中摇号者的心可谓“拔凉拔凉的”。
在以车牌拍卖为重要治堵手段的上海，私人、私企客车额度投标拍卖价格近日继续上涨，一块“沪”字头“小铁皮”的中标最低价和均价居然双双突破5万元大关，创出自2008年以来的新高。这意味着每个购车的上海市民实际上都要付出买两辆车的钱：一辆5万元的微型轿车加上自己想要购买的汽车。
而与北京市新号牌全部摇号取得、上海新车号牌拍卖取得方式不同，贵阳市近日宣布了《贵阳市小客车号牌管理暂行规定》，采用限制拥有和限制使用结合的办法出拳治堵，此举迅速引发各界争议。尤其是有媒体报道，有关部门人士认为贵阳此举不符合《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考量北京、上海和贵阳针对购车的管理手段，背后各自的指导思想有很大差异：上海的车牌拍卖倾向于利用经济杠杆调节抑制，经济实力的高低决定市民离汽车梦有多远；北京的摇号试图建立一种基于运气的公平，却难以抵挡运气本身不公平而带来的无望；而贵阳则将核心区限行与车牌管理挂钩，同时借鉴了北京的一些思路。在记者看来，以上三种方案都有很大的改进余地，有关部门关键是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并弯下腰开门听谏。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深圳大运会不强制对私车限行、公车却将大比例停驶的新闻在网络与各地老百姓的“口头舆论场”中被“顶”、被“赞”。媒体报道，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尝试，深圳“绿色出行 给力大运”倡议已有大量社会组织参与，申报停驶车辆达到十多万辆。
在谈及自愿停驶行动的意义时，深圳市委书记王荣表示，单双号限行几乎是每个城市在举办重大活动时的通常做法，但在深圳这样一个年轻而且富有公益心的城市，以行政强制的方式做出规定，不仅挫伤了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而且会给市民带来不便。王荣说，如果在交通出行上，深圳能够建立一种自我的或者自动的调节机制，可以协调正常时期和非常时期的机动车出行数量，城市管理就会变得相当有效率，远比政府通过不断发布通告的管理方式更为理性、更为有效、更为民主。
与对私车财产使用权的尊重和慎重对比，深圳对公车的约束却相当严格：8月4日至24日，深圳市政府机关及国有企事业单位车辆在大运会开闭幕式当天停驶80%，赛事期间则停驶50%，力度不亚于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记者认为，深圳对待私车和公车管理“一松一紧”“一软一硬”的创新做法，不仅对全国其他举办运动会等大型国际活动的城市有示范作用，也预示着未来城市管理者在“治堵抉择”中对待公车和私车不同的政策方向和民心所向。此外，大城市大面积、长时间限行到底能否将法律依据建立在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交通管制的相关条款上，还需要权威部门向公众解释。
无独有偶，包括“车辆限购”等措施在内，北京治堵新政已实施半年多。此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发起的交通缓堵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关于“各类交通措施中，哪些方面对缓解市区交通拥堵最有效”的调查中，“倡导和实践‘3510’(3公里步行、5公里骑行、10公里乘公交地铁出行)绿色出行”得票最高，而“通过小客车指标调控并采用摇号方式实施机动车总量控制”这一措施获得的支持率在全部六个选项中垫底。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利用行政强制手段治堵虽然能解燃眉之急，见效快，却难以获得民心支持。
记者认为，从民意的角度考量，通过限行、限牌等行政强制手段治堵之前，公车一定要先受到足够的监督和约束。公车数量不增长只是低层次的目标，与民意对公车改革的期待相去甚远。
北京摇号限行、上海车牌拍卖、贵阳中心区限行、深圳自愿停驶。接下来，其他饱受堵车困扰的大城市又会推出哪些“治堵妙计”？在记者看来，这是一道急需着眼于全国视角、法治视角和民心所向进行回应的考题，需要科学的“顶层设计”，摸索出一套科学、民主的决策流程。从长远看，中国的大城市治堵应逐步淡化行政强制手段，过渡到用市场化手段和吸引市民主动参与以实现出行习惯的调节。行政治堵作为救急的过渡性政策不宜长期存在。(南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