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车人”“卖车人”随意配对
“办成事再收钱”，是老姚等中介的行规。
老姚说，靠定金根本不够，每办一个指标都要先垫付四五万元，这也是他一般跟4S店人员签协议，而不跟客户签协议的原因，“4S店一般跑不了”。
老姚的“垫付”第一项就是收购二手车。
多年混迹汽车市场，老姚很容易找到要出售的二手车。他说，以前很多外地人在北京工作或做生意买了车，也有一些北京周边的人买车也上北京牌照，这些人需要变卖车辆时都成了他的货源。老姚手下有人专门在天津等二手车市场收车，一般会挑选破旧、接近报废的旧车收，平均2万元就能谈妥。
跟普通买卖不同，老姚的人会跟卖方要求，借用身份证和驾驶本、行驶证15天左右。
这样，“想买车人”、“要卖车人”的身份证都汇聚到老姚手里。
“他们互相都不认识。”老姚指着两沓身份证说，所谓“对应好”都是随机的，“只要是买车人的和卖车人的对应就行”。
剩下的事情，就要老姚靠“路子”将“卖车人”的车过户到“买车人”名下。
老姚说，自己以前只是做这种生意中的一个环节，比如收车等，成本小利润也小。从今年8月份开始，随着人脉的扩张，他开始独揽全部环节，一个月能办下来十多单生意。经过老姚手过户的车牌就达近百个。
中介和县法院人员制造“虚假诉讼”
《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要求摇号，而该规定的《实施细则》写明，“因法院判决、裁定及个人因婚姻、继承发生财产转移的已注册登记的小客车不适用本细则，有关机关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不管哪里的法院，不管法院大小，判决都有法律效用。”老姚说，他跟河北的一些法院关系很熟，能将手中一对对“买车人”和“卖车人”，从原本不认识的关系变成债务关系，最终裁定成以车抵债。每次老姚只需将一对对的“买卖”双方身份证等证件放在一个公文袋里，送到法院人员手里，“其他就不用管了。”
老姚说，法院收到这些材料后，从聘请代理人，到调解过程，再到判决，会把全部程序都做好。
12月12日下午，老姚向记者展示了一批出自法院的文件。他说，每单生意法院出的民事调解书、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都有一式三份。法院留一份，一份交给车管所，老姚留一份。“我留一份是为统一口径。”老姚说，他拿一份是为日后通知文件上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将具体内容告知对方，防止万一出事。
记者看到，这些文件都盖有河北永清县人民法院的公章，每份文件包括民事调解书、民事裁决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各一张，还盖有“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内容的方形公章。
每份民事裁决书，除原被告信息，车辆信息不同，案件内容大致相同，均为原被告双方发生一万元左右的债务纠纷、经济纠纷或是借贷问题，被告需要将北京牌照轿车拿来抵债。每份裁决书上，原被告中都有一人，或现住在永清，或在当地有关系。
这些民事裁决书上，审判员、书记员都为马文静和殷伟明。
记者随机抽出一份，原告为贾某某、被告为张某某的民事裁决书。
12月17日，记者联系到两人，他们证实互不认识对方，更没有任何债务纠纷，对打官司的事情更是疑惑不解，“根本不认识，打什么官司”。
籍贯哈尔滨的贾某某说，的确托北京一家4S店办理牌照，至今还没办下来。记者反复向籍贯山东的张某某确定是否欠贾某某钱，“我根本就不认识。”张某某有些烦躁地喊起来。
中介抱怨法院人员“不见钱不办事”
12月14日上午，老姚通知记者，法官将去京海车管所，给他的三单生意办理执行送达手续。
当日下午5时许，记者赶到西北六环外的京海车管所。老姚绕着停车场寻找，没有看到法院的车，就给接头人周(音)某打电话。
老姚越说越生气，嗓门也大起来。“我昨日送去了两万，剩下的三四万有人正在工行给你打过去，不是说好了今天办吗？”
随后，老姚电话询问手下汇款情况，得知对方仍在窗口前排队。“这帮人真是不见钱不办事，真不是东西！”老姚骂着，他说这三对本来晚上就要送到4S店。
5时30分许，确认汇款成功，老姚再次联系接头人周某，让他查询是否款已到账。
半个小时后，周某回电称已经拿到钱款，将立即和法院方面商量，明天再派人来。
老姚透露，为防止风险，跟他相熟的法院相关负责人不露面，业务的事交给手下，收钱的事派其亲信处理，汇款也是直接汇到亲信的账户，“总之不想留下任何证据。”
“每一笔生意给法院人员2万元”。老姚说，这种买卖每个法院每周最多做5个，多了容易有麻烦。如果生意比较集中，他还会通过关系找其他法院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