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关注百姓能否拿到捐款

　　6月2日的福建省福清市，淅沥的小雨和不时吹过的海风，使这里似乎还处于初春。中国头号汽车玻璃生产企业福耀集团总部大楼内，明亮而温暖，非常舒适。这座大楼的主人曹德旺，无论谈及幼年时的苦难还是中年后事业的辉煌，始终平静、淡然。

　　2010年4月20日，在中央电视台的玉树赈灾晚会上，高高举起的“曹德旺曹晖1亿元”的牌子，创造了中国慈善史上个人捐款数额的新纪录。5月下旬，他向西南五省区旱灾地区捐赠2亿元，用于帮助受灾群众；向福州市捐赠4亿元，用于修建图书馆；向老家福清市捐赠3亿元，用于公益事业……仅两个月，他的捐款就达10亿元，全部为其个人财产。

　　采访结束后的那天中午，记者前去与他告别，他的餐桌上只有一盘炒花生米、一盘炒菜花、一小碗蛋羹和一份地瓜粥。

　　“我就关注老百姓能不能拿到钱”

　　两天前，曹德旺还在云南旱灾灾区。农民出身的他，对受灾农户的处境怀着深切的同情。“土地干裂很厉害，农作物只能收上两三成。有官员说，农民收入基本不受影响，因为农产品涨价了。那不是事实！”他提高了声调，“价格确实涨了几倍，但是农作物如果都卖出去，农民自己吃什么呢？”

　　曹德旺是带着2亿元去西南五省区的。他希望这些捐款能直接发给重灾区的10万个农户，每户2000元。但作为“资深”捐赠人，他没有轻信哪一家慈善机构。

　　经过多轮谈判，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达成了一份“苛刻”的合作协议：中国扶贫基金会负责善款的下发和项目的执行，曹德旺负责组织监督委员会和新闻媒体，对项目的执行过程和资金用途进行全程监督。

　　如果在抽样检查中，未收到善款的农户比率超过1%，曹德旺可要求中国扶贫基金会赔偿同等数额未发放的善款；如果在2010年11月30日后，还有捐赠款没有发放到户，这些善款将由曹德旺全部收回；中国扶贫基金会可从2亿元善款中抽取3%的管理费，而不是国家允许的捐款总额的10%。

　　“有人说，云南人爱喝酒，可能不吃饭也要去买酒。我就说，买酒也需要啊，起码嘴巴需要。我多给点钱，买点下酒菜吧！”曹德旺的要求很简单，就是一定要“捐款到户”。灾区的一个村委会决定将每户收到的2000元善款集中起来，用于修建大家都需要的公共水渠，村民们对此没有异议。但扶贫基金会认为，这“不符合捐款协议的规定”，因此没有执行。

　　曹德旺说：“很多人把钱捐给慈善机构，主要是为了博得名利。他们不在乎钱是不是能落到受捐者手上。我可能更认真一点，就是关注百姓能不能拿到钱。”

　　“钱有捐完的一天，所以捐股权”

　　1998年夏，长江流域遭遇特大洪灾。当时，曹德旺捐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一笔善款300万元。从此，他的捐款清单不断拉长，至今已经累计约13亿元。钱捐了，事情办得怎么样？一贯喜欢“较真”的曹德旺心里很不踏实。在我国内地，捐款方式有两种——要么直接捐给慈善机构，不用再过问结果；要么将款项直接捐给受捐人，但需交纳税金，且相关工程或项目执行需由捐款人自己落实。

　　为了让捐赠落到实处，真正起到作用，他选择亲自实施捐赠项目，自己设计、施工，自己找工程队修路、修桥、盖学校、建公园。干得多了，他竟然又多了一项“专长”：对各种项目实施的细节和成本等都烂熟于胸。

　　“建造福州图书馆的事情，政府出地，我出4个亿。他们原来只设计了9层，我说不对！光《四库全书》就要放4层，加上‘世界文学’一层，‘工业’、‘农业’、‘经济’占3层，‘少儿读物’、‘视频’、‘音乐’各1层，这就10多层了。我还建议地下一层做成商场，收入用于支持图书馆的运营……”他是真心要自己的慈善事业具有可持续性，连设计和运营都考虑到了。

　　随着慈善事业的规模不断扩大，曹德旺无力再亲力亲为，他萌发了创立慈善基金会的想法。在我国内地，慈善基金会分为公募和非公募两种形式，企业的慈善基金会属于后者，无权向社会筹集捐款。2009年，曹德旺宣布，将捐出其家族所持福耀集团下辖的福耀玻璃股份公司70%的股份(当时市值43.8亿元)，成立“河仁慈善基金会”。河仁，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想法是：“我可以把钱全捐出去，但是毕竟有捐完的一天。如果我把股权捐出去，一年分红就有2亿到3亿元。那样的话，我踏踏实实做企业，负责赚钱，基金会负责花钱就行了。”

　　然而，这种形式当时在我国内地还没有先例。曹德旺的申请被送到了北京，由民政部、国税总局、证监会、财政部等多个部委协同审批，其间遇到了很多困难。几个月后，他不得不改变策略。“我们先拿2000万现金注册成立基金会，然后批文上注明我同意个人捐赠5.9亿股(当时市值32.45亿元)福耀股票给‘河仁基金会’。”

　　“这两天就能拿到批文啦！”曹德旺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旋即，他收起笑容感慨道：“中国的慈善事业，准入门槛太高，监管门槛又太低。国家应该立法，成立专门机构，对基金会和捐款人都进行严格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