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取消农业税五年巡礼:种田不交税千年头一回

　　这是载入中国农村发展史的重要一刻。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经表决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这意味着中国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2006年的春天，是我国“三农”的春天。从这一年之后的五年间，广袤的农村大地上迎来了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春风，透过一幅幅丰收的画面，8亿中国农民在“后农业税时代”迈上了致富奔小康的道路。

　　“种田不交税”——农民种田有奔头

　　见到安徽阜南县刘沟镇新街村村民温金胜时，他正在地里忙着给麦苗浇水。说起取消农业税五年的变化，他给记者算了笔账——过去一亩地各类税费要缴一百多块钱，现在不仅不缴钱，还可以拿到一百多块钱的补贴。

　　“两相比较，现在农民种粮更划算，而且粮价稳定上涨，农民感到种地也有奔头。”温金胜指着田边的路沟对记者说，过去田边的路沟子都是白的，现在农民种粮积极性高了，路沟子也都开荒种上了粮食。

　　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是中央为解决“三农”问题采取的重大决策之一。取消农业税之前，农民不仅面临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和牧业税的负担，还要缴纳“三提五统”、集资摊派等各种名目收费，沉重的负担成了制约农民增收的“瓶颈”。

　　2000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启动，使我国农民除交纳7%的农业税和1.4%的农业税附加之外，不再承担其他任何收费。2004年，中央明确提出了取消农业税的目标，并开始在部分地区试点免征农业税和部分特产税。到2005年免征农业税的省份已有28个。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农民人均减负120元左右。

　　“全面取消农业税，终结了近2600年来农民种地要交‘皇粮国税’的制度，这是一个伟大历史性的举措。这意味着政府对农业的重视，对农民的关切，对中国经济增长基础环节的重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韩秀云说。

　　“种粮有补贴”——反哺“三农”的新阶段

　　对安徽颍上县八里河镇韩郢村支部书记徐永联而言，取消农业税不仅结束了农民祖辈种田交“皇粮”的历史，还迎来了国家给种粮农民补贴的“好日子”。

　　“我家五亩地，以前光农业税一亩地就要交40多元，加上乡统筹村提留税费合计一百多元。如今政府不向你要钱了，反而还给你钱，种粮、良种等各种补贴一亩地就有130多元，补贴标准还年年提高。”干了20多年村干部的徐永联感慨地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说，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并逐步建立各项农业补贴制度，逐年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实施临时收储制度。“这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有效地保护了农民利益，调动了农民种粮和地方政府抓粮的积极性，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

　　取消农业税的背后，是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背景下，推进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缩小城乡差距的重大决策。从2004年起，中央连续七年的“1号文件”用真金白银的政策措施反哺“三农”。

　　数字见证我国支农力度的不断加大。2006年，中央政府对“三农”的总投入是3397亿元，到2010年，根据年初预算，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合计8183.4亿元。

　　目前我国对农民实行了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四补贴政策”，补贴资金由2004年的14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345亿元。农民得到的实惠明显增加和负担的明显减轻，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增收。

　　“盼中央政策稳定”——“十二五”托起农民新希望

　　“农民最大的期盼是中央政策的稳定，能逐步提高粮食价格，让百姓安心种粮。”展望即将开局的“十二五”，徐永联说出了心声。

　　“除了盼今后对种粮农民保障水平更高，我们农民还希望政府加大农田水利设施的治理。”温金胜指着自己田块旁的沟渠说，现在农村小水利设施特别是农田渠网毁坏严重，今年旱情太重，已经危及抗旱水源，希望政府能加大投入，让农民种上旱涝保收田。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已经为未来五年“三农”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明确目标。韩俊指出，“十二五”期间，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挑战，一方面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求平衡压力增大，另一方面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任务艰巨。

　　他强调，面对农民的心声，除了政府强力主导更多经济社会要素投入“三农”外，还必须强化农村发展的制度保障，加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公平对待农民，使农民获得平等的教育权益、就业权益、土地权益和社会保障权益，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韩洁、江国成、杨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