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评论：中国模式在发展中国家魅力无穷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强调的是自身道路的特殊性。没有对特殊性的一贯强调，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就谈不上我们今天正在热烈讨论着的中国模式话题。但是，围绕这一特殊性的理解，存在着两种值得分析的形而上学倾向：一种是脱离普遍的特殊主义，把“中国模式”限定为特殊的、地方性经验，孤立地看待和讨论中国模式的价值和意义；一种是陷入抽象的普遍主义的泥沼，将西方模式奉为普遍适用的发展模式，而将中国模式定性为“特殊主义”。过分偏重西方的模式而限制“中国模式”的价值和意义。以全球视野考察中国模式，既要反对抽象地站在普遍主义立场，也要反对抽象地站在特殊主义立场，要坚持具体普遍论，主张普遍与特殊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许多学者认识到，“模式”这个概念固然首先意味着是一种特殊性，但并不排斥其中所蕴涵的普遍性。换言之，如果存在“中国模式”，那么它应该蕴涵着对于人类社会进步与全球发展的普遍性价值和意义。中国模式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邓小平就曾说过，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有学者指出，中国模式虽然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但由于它以这种形式用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解决了或正在解决着当代人类所面临的追求文明进步、发展经济和摆脱贫困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因而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又无疑地具有可供借鉴的世界意义。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佐治亚帕里米特学院刘亚伟教授在讨论中国模式问题时认为，“中国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可能魅力无穷，但对发达国家来说，它的价值有限。可见，西方人提出“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也承认中国道路有某种普遍意义。

　　中国模式的未来与社会主义的命运休戚相关。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及的那样，再也没有人严肃认真地考虑可能用什么来取代资本主义了，就好像即使在全球性生态灾难的境况下，自由资本主义也仍然是一个注定存在下去的“实在”。有学者指出，中国在西方规则处于强势地位的时候，能够坚持自己的道路，使世界上出现了非西方的发展成功经验，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的胜利，能将西方发达的经验融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框架之中更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由此，有学者指出，中国模式价值和意义的讨论，应该置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视野之中。只有上升到这一高度，才能更充分体会中国模式对于人类进步事业的重大意义，才能更全面检视完善中国模式所需要面对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模式的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应该是一次高扬社会主义的理想性和价值性之旅。社会主义不仅具有导向性的功能，而且赋予我们以超越资本主义的精神力量和勇气。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详尽的蓝图，而是有没有认清社会主义方向的视野，有没有不相信历史已经终结的睿智，有没有不折不挠地迈向社会主义未来的勇气，有没有不断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新途径的胆略，只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未来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综合一些学者的观点，中国模式的未来探索需要秉持以下两个原则:一是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有学者指出，面对新的形势和新挑战，中国模式需要一如既往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但是创新不应当是全面背离和否定这一模式的基本经验和基本内核，而是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新的实际出发，不断丰富和完善。二是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有学者指出，任何类型的民主制度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只有在对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继承和扬弃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发展，因此，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政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做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结合自身实际、结合时代条件变化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断增加全社会的生机活力，真正做到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吴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