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把握产业转移主动权吗？

　　上海纺织面辅料家纺博览会日前在世贸商城举行。多数参展商的心情，似乎与室外凛冽的寒风一样， “温度”下降很多。原材料涨价、用工荒、人民币升值预期、利润率跌至历史低点……而不时传来企业倒闭歇业或外迁的消息，更令上海及周边地区企业心烦意乱：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浪潮已经到来，我们能把握产业转移的主动权吗？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尹国强是常熟宏大纺织印染实业公司营销人员，他告诉记者，近几年来，随着原材料涨价、工资上扬、排污支出增多，出口综合成本已翻了一番。面对困境，当地和无锡、常州、南通等地同类型企业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产业转移已经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只是这个行业大家都在彼此观望，看谁能撑到最后。

　　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关停并转了以纺织轻工为代表的一大批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传统工业企业，百余万产业工人因此分流。如今，新一轮产业转移浪潮又悄然而至，只是从上海扩大到了长三角和珠三角。

　　产业转移浪潮是客观规律。前些时在厦门举办的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安徽、河南、河北、辽宁等省市展台上，纷纷亮出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大幅标语和广告牌。河北打出 “国际资本转移首选地、国内南资北移主战场”，安徽打出 “承接转移、创新共赢”标语。不久前率台湾企业来沪参加中国电子展的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大陆联络处主任孙景莉告知，目前投资落户长三角的台湾电子企业中，超过三分之一已经或打算将其工厂向内地北部和西部转移。究其原因，综合成本和市场是主要推动力。

　　近年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产业转移呈现北上西进的发展趋势，其中辽津冀鲁豫皖鄂湘赣川渝等11省市为主要产业转移承接地区。产业转移带来的变化已经显现，去年1月至11月，全国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17.73%，上述11省市为21.18%，其中四川、重庆更高达40.2%和50%，而沪苏浙粤平均增速仅为9.18%。工业增加值增速也反映了产业转移带来的变化，同期全国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15.8%，而上述11省市为21.21%，沪苏浙粤仅17.23%。产业转移对物流也产生了影响，去年天津、大连、青岛港口吞吐量已经或即将超过3亿吨，直逼一向领先的上海、宁波、广州和深圳港。

　　主动权源自产业控制力

　　近日，落户上海的某跨国公司中国总部决定，出资4000万美元在天津投资新建一家生产日用生活纸制品工厂。在此之前，这家跨国公司已在上海投资设立了三家工厂。而据该公司高管披露，投资天津，此举虽可视为产业转移，但其在沪的中国总部和三家工厂并无迁移打算，也不缩减上海工厂的生产规模。之所以作出如此决策，出发点是完善在华生产布局和抢占中国北方市场，进而进一步增强其产业的控制力。

　　谈及产业转移，人们往往与产业空心化联系在一起。不过事实上，就一座城市或地区来说，产业转移后，如果没有高层次的产业及时弥补，很有可能造成产业空心化，这是比较危险的。但从企业层面而言，产业转移并非等同于产业空心化。这是因为工厂可以搬迁，但企业总部对生产任务外发、研究开发、品牌管理、资金管理、质量监控、物流、销售等的管控工作不能停顿和削弱。这就好比放风筝，风筝放飞上天，但线绳仍应牢牢把握，也就是说必须拥有产业的控制力。

　　近年来，我们听到了很多有关产业空心化的议论。譬如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抱怨其制造业纷纷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导致发达国家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和城市空心化，似乎中国等产业转移承接国拣到了皮夹子。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发达国家企业虽然将其工厂转移出去，但对这些工厂的控制力丝毫不见减弱。反过来看上海企业， 10多年前大批工厂关停并转，绝大多数控股方或总部已失去对这些工厂的控制力，即工厂倒闭也就真的意味着这些工厂不存在了。这就是发达国家或城市产业空心化与我们产业空心化的不同之处。

　　前些时，美国康宁公司增资1.25亿美元，扩建位于浦东金桥的康宁 （上海）有限公司，生产车用尾气排放控制产品。其实，康宁公司研发生产的车用尾气排放控制产品已有数十年历史，这在一些国内企业负责人眼中，应被列为淘汰之类。但在康宁公司高层看来，传统工业产品虽然综合成本高企，但无论在美国还是全球市场上仍有发展前景，美国难以生产，但可以转移到成本低廉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继续生产。这么做，不仅延长了传统产品的生命周期，而且提高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反观上海及周边一些企业，不要说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就连在国内配置资源的意识和胆量也缺乏，同时缺少事业忠诚度，某个行业成本高企便关门走人。产业控制力这般弱化，何来产业转移的主动权？

　　产业转移模式应借鉴创新

　　新一轮产业转移对上海及周边地区来说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其有利之处在于可突破土地、能源、资源匮乏和环境瓶颈， 有助于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升级，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然而从微观层面来说，企业要顺应新一轮产业转移潮流并把握主动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改革开放以来，包括上海在内的长三角地区吸引了大批外资企业投资落户，因此好好研究和学习借鉴外资企业产业转移的成功经验，对把握产业转移主动权显然是有利也是必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外商投资上海，开始往往是境外中小企业先试水，兴办的企业以中小型为主，投资形式以合资或合作为主，等这些企业发展壮大了，再逐步创办大型企业并以独资为主。对此，上海及周边企业能否学习仿效呢？

　　近年来，上海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跨国公司将其中国总部或亚太总部设在上海。截至目前，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达301家、外资投资性公司210家、外资研发中心317家。这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以上海为指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产业转移和布局，有效提升了这些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以英特尔公司为例，尽管已将其原来设在外高桥开发区的英特尔产品 （上海）有限公司搬迁至成都和大连，但其投资2.7亿美元的中国总部，以及投资3900万美元的研发中心和贸易公司非但没有撤离，反而还增加投资，即增强了设在上海的中国总部的控制力。由此可见，上海既然能对 “外来和尚”的产业控制力和产业转移给予鼓励扶持，那能否对本土企业给予同样或相似的优惠政策呢？

　　从全球范围看，尽管每一次产业转移几乎都是中小企业 “先行先试”冲锋在前，但最终作为产业转移主力军的并不是各国中小企业，而是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大企业。那么中小企业是否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必定无所作为呢？事实上，势单力薄的中小企业个体往往事倍功半，但在政府扶持、行业协会和商会协调下企业抱团行动，还是能够取得产业转移的较好成果的。还是以上海纺织面辅料家纺博览会参展企业为例，绍兴、无锡、常熟等地纺织企业人士反映，其实他们很愿意产业转移，但问题是企业小且实力弱，如果独自搬迁工厂或部分生产能力外移，就会遇到投资所在地产业链不完整而带来的成本更高的困境。其实，我国台湾和香港投资内地的企业，当年同样遇到这类难题，但这些中小企业在台港相关行业协会协调下，抱团前来投资，取得了不俗的投资业绩。试想，假如上海及周边地区也能这么同舟共济，中小企业掌握产业转移主动权就不会成为一句空话。（蒋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