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农民工就业流动趋势：招工难成因复杂化

　　2月19日，北京火车站一如既往地人声鼎沸，韩仲杰扛着行李在人群中艰难穿行，“大家都跟住了，不要走散，出站先坐地铁，然后有专车接我们到工地。”他大声朝身后的16名农民工喊着。

　　43岁的韩仲杰来自江苏徐州，在北京香山附近的建筑工地做模具工，出来打工8年了。“一直跟着老板干活，他很信任我，每年都嘱托我过完年给工地带些工人回来。”

　　韩仲杰戴着很厚的近视眼镜，他是当年村里有名的高材生，高考时差8分没考进南京大学，在村里的声望一直很高。“江浙一带招工的企业特别多，周围几个村里的年轻人都去工厂上班，剩下的都是50岁左右的老头儿跟着我来工地干活。”韩仲杰抱怨着，今年经他带出来打工的乡亲比往年少很多，他担心会遭到老板埋怨。

　　在全国像韩仲杰一样发愁的人还有很多。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中心市场主任张宝颖此间表示，广州就业市场保持15万左右的缺口将是常态。

　　根据本报记者1月31日至2月19日进行的农民工求职调查问卷显示，企业招工难成为常态，农民工选老板成为普遍现象，90%以上农民工选择岗位最注重工资水平，并表示如果薪水高愿意跳槽到新的岗位；但是，这些并不代表他们的就业环境已经改善，回答问卷的农民工中46.6%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缴纳社会保险，48%的个人技能通过自学或原来就会，接受过企业岗位培训、劳动部门专业培训的农民工仅占51.5%。

　　工人日报此次进行的问卷调查为有性别调查，收回的有效问卷500份，调查地点分别在火车站、农民工返乡专列、招聘现场、餐饮娱乐场所、农村等，调查对象为农民工，涉及的行业包括建筑装潢业、制造业、纺织业、餐饮业、零售业、家政服务业、物流运输业等。

　　找工作，工资是关键

　　浙江是亚洲最大的纺织服装生产和交易中心，浙江省海宁市每年需要100万名来自外地的农民工。但是，今年海宁向偏远贫穷的内地劳动力输出大省招工时，却第一次遭到了官方的拒绝。

　　海宁市就业管理服务处就业管理科茅娟英说：“每场招聘会的摊位，都是早就预订满了。”除了增加专场招聘会，劳动部门还向陕西、四川、安徽等劳动力富余地区发单要人，但结果都不理想，令人不安的是，“春节前，四川等西部城市的就业管理部门还来浙江看望农民工，宣传成都、重庆等西部工厂的招工信息。”

　　海宁市职介所的葛伟民说：“企业招工需求增多了，但找工作的人却少于往年同期。招工单位比去年增加了30%，但今年来海宁找工作的农民工却比去年减少了20%至30%。”

　　皮革、服装等加工制造业都成了缺工大户。“二产中，挡车工、缝纫工等一线的操作工都是最紧缺的工种，而三产要数服务员的缺口大。”茅娟英介绍说。

　　朱玲琳是做皮草加工生意的，她经营着6家工厂，为阿玛尼等奢侈品牌代工，“我现在急缺缝纫工、纺织针织印染工。元宵节后就要开工了，可是好几个‘成手’都说节后不出来打工了，我这里包吃、包住，底薪1800元，有奖金和加班补助。”

　　在本报记者的问卷调查中，54.1%的农民工春节后不打算回原单位打工，找工作时90%的农民工关注工资，36.6%的农民工还关注用工企业的发展前景，对于同事关系他们的关注比例最低，仅占12%。

　　“一个月1000多块钱，我宁愿回江西老家，因为除去各种花销，最后剩下来的与在老家差不多。”2月1日，北京火车站内，在建筑工地做小工的刘向东明确表示春节后不会再出来打工，“除非能赚到三四万一年，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国家统计局调研显示，东部地区外出打工者的月收入为1455元，中部地区为1389元，西部地区为1382元。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仅高5%，而5年前东部地区工资比西部地区平均高15%。

　　参与工人日报调查的农民工中，45.8%的农民工收入在1500元～2000元之间，仅有8.3%的农民工收入在3000元以上。

　　浙江义务市就业管理局长黄允龙认为，用工荒的确存在，但很多企业招不到工，关键在于企业提供的工资待遇和工人心中的理想水平差距太大，这是导致工人频繁换工作或回家乡另谋出路的重要原因。

　　不再打工，源自现实难题

　　劳动密集型产业曾经支撑着整个广东经济的大半江山，如今在珠三角，大量代工企业利润已降到5%以下。2010年，曾经是全国棉印染行业第一名的企业东莞福安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厂房爆破拆除；为沃尔玛代工的邯泰鞋厂在董事会的投票下关闭。很多曾被各地政府引以为豪的产业优势如今已经失去人工成本低廉的特质。

　　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大背景下，招工问题成为长、珠三角共同的难题。国家统计局农村司的报告显示，2010年，长三角地区农民工为2816万人，比上年减少7.8%；珠三角地区农民工为3282万人，比上年减少22.5%。珠三角地区农民工人数下降幅度是长三角的三倍。

　　同时，随着中西部地区投资条件逐渐改善，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使中西部地区用工需求明显增长。以成都和重庆为例，两地去年吸引外资分别达到64.1亿美元和63亿美元，这些投资项目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巨大的。

　　真的是中西部的条件已经好于东南部，所以，才出现了农民工“西进运动”？在采访期间，记者曾和很多农民工探讨过“用工荒”的原因，有意思的是这些农民工的想法与时下专家们流行的言论有些不同。

　　他们普遍认为：“相比10年前，工地多了，工厂多了，但是农民工就那么多，当然就招不到人了。”“我们都希望子女能上大学，有份稳定的、体面的工作，现在出来打工的年轻人很多是高中毕业，当年，我们初中毕业、小学毕业就出来，这样相比劳动力的供应也不旺盛了。”“我不愿意去东莞那些电子厂打工，电子废料对身体危害大，早前，我干过半年，整天感觉头疼、恶心，干工作也不能把命丢了呀！”

　　河南省鹿邑县是农民工大县，全县116万人口中，每年至少有20万人外出务工。只要不是清明、中秋、春节这样的假期，方圆1000多平方公里的大小乡村里，就只剩下老人和儿童。

　　蒲青就来自鹿邑县，他的儿子14岁。1月31日，蒲青在北京地铁站里接受采访时说，“儿子上初中，放假前，他老师打电话说，儿子不学习，成了打手，被地痞流氓雇佣打人。”说话间，蒲青的眼泪流了下来，“早前，他跟着我在北京上学时，学习特好，但是这边费用高，我就把孩子送回老家了，可没想到，这孩子就变了。”

　　蒲青说，出来打工挣钱都为了下一代的生活好一些，多读些书，不要像自己这一代。“春节后，我就在家里工厂找活干，不能再出来打工了，不看着孩子，我的娃就废了！”

　　本报调查问卷显示，农民工外出打工最担心职业健康与劳动保护的占34.3%，担心欠薪的占30.5%，担心子女教育的占22.1%。该题目为多项选择，以上三项为关注度前三甲的选项。另外，担心家中老人无人照料的占21%。

　　这可以说明，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农民工在社保、医疗、子女就学等方面的种种困境，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离开城市，回归家乡，或是到离家相对较近的本省小城市就业。

　　此前，记者在江浙等地调研时发现，很多实力强的企业已经开始修建农民工子弟学校、敬老院、工人文化宫，“企业员工的孩子可免费就读农民工子弟学校，家里无人照料的老人、孤寡老人可由敬老院帮忙料理。”江苏飞达集团的董事长朱国平说，“只要你愿意努力干活，这里可以变成你新的家乡。”

　　留住人，用真情还要有制度

　　国际上通常用一个人将一个工作保持6个月以上的可能性来衡量这份工作的稳定性。此前，一份面向长沙市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就业时间在3个月以下占46.5%，在6个月以下的占59.8%，其职业稳定性比较差。

　　本报的调查问卷中设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愿意到什么样的企业里工作？其中，50%以上的农民工回答，想找份稳定的工作，比如，大型国企、有固定收入、有保险。配合着本次问卷中，46.6%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缴纳社会保险的数据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农民工流动性大、企业节后招工难都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2月2日，来自山东烟台的卢尚顺、王玉刚、吴肖磊乘坐动车组返回农村老家，他们是利用冬闲到北京的物流公司当装卸工的，他们出来91天，每人赚了8000多元。当记者惊讶于他们赚得不少时，他们却说：“这是拿身上的肉，换来的钱。”

　　物流装卸工主要是把大的集装箱卡车上的货品安全卸载到仓库中，或是将仓库的东西码放到集装箱内、卡车上。“大型运输车只能夜间在北京5环内行驶，我们大多数是晚上11点开始干活，一直干到凌晨5点。”吴肖磊说，“昼夜颠倒地干活，每个人都瘦了10多斤。”

　　卢尚顺告诉记者，装卸一吨货10元钱，老板提成20%，活多的时候一天能赚300元。“装卸货很危险，一米多高的大货车上，人和货随时有掉下来的危险，若货物损坏了，我们还要赔偿，有时候碰到坏老板，还克扣装卸货物的吨数。”

　　王玉刚说，装卸货物也长见识，他们给外交部搬运过红酒、茅台酒，给大使馆送过外国的水果、蔬菜，还给国旗班送过五常大米，还搬运过一盒1万元的景德镇瓷碗。

　　“我搬运最多的是1972年的红酒，躺在10米多高的茅台酒箱子上，感觉自己像百万富翁，闻着那醇香的酒气，真的很开眼了。”卢尚顺也有担心的事情，“我们都是打短工，没啥工伤保险这一说，只能是‘自己对自己负责’。”

　　的确，有很多农民工像卢尚顺3兄弟一样，只在农闲时进城务工，企业不会与他们签劳动合同。不过，农民工大部分是长期打工的，在本报的调查中，占比60%的农民工表示，“面对种地与打工的收益差别，会很理性地做出选择，如果有长期的就业预期（签订了劳动合同），很乐意在城市里打工。”

　　35岁的王嘎子出来打工17年了，“我一直跟着一个老板干活，这些年，他每年都给我涨工资，但是始终也没有签过劳动合同，我也不懂那是个啥东西。”

　　王嘎子坦承，现在建筑工地招工难，老板为了留住他们，不仅给他们买春节回家往返的火车票，还给每人买了两套衣服、鞋、帽子。“我带出来的30多个兄弟，都冲着老板这份情义干活。”

　　从王嘎子的话中，我们可以体味到，在很多企业主心中，农民工仍旧是“临时工”，他们对农民工有感情，但是一提到签订完备的劳动合同，支付养老、工伤等保险费用，却集体失语，“老板有情，却怕担责任。”

　　在本报调查中，对于好老板应该具备何种特点，有47.3%的农民工认为给工资待遇高，有43.5%认为尊重关心工人。

　　有关专家表示，招工难背后，不仅是人口红利问题，企业更应该反思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弊病。签订劳动合同，明确薪资、福利待遇、各类保障、培训甚至休假制度，才能让农民工们打消“候鸟”的自我认定，自愿留在所“供职”的企业。

　　（鸣谢：北京铁路局北京客运段、北京—承德K7711次列车、北京—德州L7753次列车的所有工作人员。本报实习生苏俊杰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