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小旅馆捱了3天，啃了9餐大饼馒头，天津那家照相馆负责人是一名老头，很不情愿地出来见我。他说，这架老相机是从英国老板那里买来的，随便把它摆到哪个相机堆里，都可以做老大，硬要我拿3万元来才出手。”
高继生死磨硬缠：“我只带来2万元，你们与其库存积灰尘，不如给了我识货的买去，让它也有个好归宿。”
最终，老头松口了，现金成交，钱货两讫。
2009年11月29日，在中国第十三届国际摄影艺术展“中外相机精品展”上，一位英国摄影家看到了高继生那台1850年产的Ross相机后，眼睛放光：“高先生啊，有了这台老相机，你就是富翁了……”
高继生后来查阅了欧洲老相机交易资料才知道，一架年代和历史价值远远低于自家的Ross湿板相机，2006年拍卖的价格相当于600多万元人民币。
除了这台Ross湿板相机，高继生还有一台无价之宝。
1843年，浙江宁波张海神庙旁边的手工业作坊生产的隆茂号镜箱式相机，静静地套在一角的玻璃罩内。几年前，高继生去宁波红木旧货市场偶然淘到。目前，属世界级孤品。“没有价格。”高继生自豪地说。
老人生活节俭，惟独对相机大手大脚
手里拥有的一架老相机，就能价抵一座豪宅。但高继生从来都不会卖掉它们，他宁愿过着清贫而艰难的日子，在永和坊独自支撑这间民办照相机收藏馆。
在收藏馆内，你看不到讲解员、清洁工甚至保安，这些，高继生都一人兼了。
老人平时很节俭，午饭都是从家里带的，一点米饭和两个菜，中午的时候放电饭煲里热一下就凑合吃了。高继生戏称自己是冷饭馆长。
不但吃是这样，老人的穿着也很随意，就连洗手用的水，都用塑料脸盆接着，细细地用。他说，能过得去就行了。
每天，老人都会把老相机的历史文化内涵一一写成文字稿，然后生硬地在笔记本电脑上敲打出来。
每天下午3点闭馆后，老人都会乘坐151路公交车回家。若没有客人，他连一盏灯都舍不得开。
若有远客造访，高继生便奉上矿泉水，清水清谈。
夏天，收藏馆内只有一台电扇咿咿呀呀地转。“我这里算是商业用电，一个月下来，很贵的。”所以，高继生没在馆内装空调。
即使如此节省，要正常运转收藏馆，日常的开销也大得惊人，差不多每年要开销10多万元，因为相机是要经常维护的，这些费用大部分靠儿子高峻岭掏钱补贴。
“我的积蓄已经接近没有，每个月退休金1000多元仅够自己生活所用。”高继生说。
高继生从60岁以后，就希望给收藏馆找一个安定的栖身之地。
“从1993年开馆到现在，收藏馆从家里移到文晖路旧货市场，然后到绍兴路旧货市场……已搬了9次家。最后拱墅区政府在永和坊底层给我找到了现在的栖身地。”虽然老高不是非常满意，这房子潮湿、阴暗，而且门口几乎没有人流，但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是过渡房，没有指路牌，一次有一位外国相机专家整整找了一天，在太阳快要落山时，找到了这里。”高继生指着房内西侧楼板上的污水印说，以前几根污水管漏水，之后虽然已经修好，但这些都似乎是一种信号，时刻提醒着老人要为心爱的相机重找合适的安身之处。
现在，南京抛来了这个“红绣球”，高继生虽也心动，但高家也分成了两派意见。老伴和儿子高峻岭坚持投赞成票，理由来自现实的经济压力。
目前，儿子高峻岭作为一家公司的无形资产评估师，虽然年收入20多万，但儿媳专职在家带孙子，没有收入，一家五口人的吃喝基本上要靠儿子的收入，而且收藏馆里的相机要经常维护，各项养馆费用又要从儿子口袋里掏走10多万元，高峻岭也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还有一个儿子要养。”高峻岭告诉老爸，“你的收藏馆再免费开下去，我真的爱莫能助。”
学外贸出身的媳妇投了反对票。“这批照相机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这些东西是公公坚持了一辈子的事，如果去了南京，杭州就再也没有这样一个收藏馆了，很多人想看也看不到了。”
高继生举棋不定。他说，3月底，他们将赶赴南京那家学院再去看一看。
昨晚，高继生再三嘱咐记者：“如果要走，我们就悄悄地走吧，你不要写我们要去南京了……”
“说心里话，我是不愿意离开杭州的。收藏馆就是我的另一个儿子，今年5月马上要建馆18周年了。我把它养到18岁，给人家南京做上门女婿，你说我这个当父亲的心里是什么滋味？”面对现实，高继生很无奈，“人生七十古来稀，对于收藏馆的未来和出路，我觉得既无奈又无力，但我会尽力坚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