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核心是让农民工市民化

　　现在，“民工荒”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里，我讲一个问题，即工业化进程根本核心是劳动力转移问题。现在按照官方的统计，中国有40%到45%的农民。如果按照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劳动力来算的话，我们至少有30%到35%的劳动力是农民劳动力。农民劳动力的收入尽管现在在增长，但是他们的收入仅仅是农民工的一半。在这种情况下，按说不会出现“民工荒”以及工资上涨等问题。因为中国不像其它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只占很少的一部分。比如英国农民劳动力只有2%，日本是4%，韩国是6%。按照发展理论和发达国家的经验，农民劳动力起码到10%左右，农民工和农民的收入基本平衡的基点才到。现在的事实是，我们出现了劳动工资的上涨，特别是低熟练工的工资上涨。

　　这个悖论反映了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我们的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业化率。工业化率是按非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来计算的，而城市化率是按照居住人口来计算的，我国现在的城市化率是48%，工业化率是70%，即使工业化率按65%来算，二者之间也有15%还多的差距。差距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国家是工业化在前，劳动力来城市里进行工业生产，老人孩子却仍然留在农村。其他国家情况怎么样呢，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失地农民进城，没有工作也呆着，形成贫民窟，以致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贫民窟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一个特点是，可以让很多人都在城里呆着，这些人到了40、50岁仍然是城市劳动力供给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我们的情况是，因为过去不搞城市化，很多人都留在农村。过去30多年里，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统计制度，农民离开了土地之后到城市就业，有就业就就业，没有就业就回去，农村的一亩三分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所以中国不会出现贫民窟现象，农民不会长期留在城里。女工20多岁回农村生孩子，男工30多岁或40多岁遇到自己竞争力下降，农村不断改善，政府也在关注农村，也就回到农村了，回去不回来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两方面现象：一是城里没有老职工，没有老打工的，没有熟练工;二是农村只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40、50岁的回到农村的劳动力，另外一部分就是半大的孩子。这说明了什么情况?即我们转移的农民过早地退出了城市，这就是“民工荒”悖论后面的重要问题。

　　我这么说不是赞成贫民窟，我们不搞贫民窟。我们要做的是让农民在城里留下来，用各种办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这是现在“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也是现在当前应该抓紧做的事情。做好这件事也许能够缓解一部分“民工荒”和工资成本上升的问题。在我们没有高能力、高质量禀赋的时候，比较长时间保持低能力禀赋，有一个长期竞争力，对中国的长期增长非常重要。

　　樊纲　(作者为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