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要扭转整个财富收入分配格局，还是要靠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应该保证劳动力的权益能够得到保障，工资水平能有合理的增长，这是很关键的。“十二五”时期我寄希望于能不能有一些措施或者机制让劳动者的收入尤其是中低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回顾过去20、30年的发展，劳动者工资的增加速度相对于经济发展、相对于劳动生产力来讲的话是低了，所以在“十二五”时期需要能保证这个增速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并不会损害我国现在经济增长的动力，也不会损害发展的潜力，所以在“十二五”时期能不能形成这样的机制非常关键。
焦点三：再分配中教育、医疗保障占财政支出比重应该多少比较合适？
王少国：从国外来看，再分配中教育、医疗保障这块，发达国家投资比重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都是比较高的，我们现在偏低。
尤其是教育支出。虽然近几年我国无论是相对比重还是绝对数上都有所增长，但是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利润效率是比较低的。大学生就业难意味着人力资源投资结构性有问题。对于一些农民或者是城市的普通工人，给他一个职业教育的机会，使他获得一些发展技能，对缩小收入差距应该是更加有益的。
社会保障支出方面，许多支出可能是并不是真正到了低收入者手里，转移支付过程当中由于可能由于行为的不规范或监管的不严格，许多社会保障支出并不是真正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医疗这一块，城镇居民许多还享受公费医疗，实际上城镇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肯定是收入高的。这样的医疗资源分配也是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所以在再分配方面，相对于国外来讲，教育投资提高比重是需要借鉴的，医疗支出在城乡之间能动性相对更加均衡的分配也是需要借鉴的。社会保障这一部分尤其是对低收入者的保障，能不能保证确实转移到低收入者阶层手中，而不是出现保障房或者是经济适用房被一些非低收入阶层给占有的情况。
张车伟：民生方面支出有所欠缺 初次分配中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至关重要
确实现在政府的支出主要还是没有用在民生方面。民生方面的支出可能比人家差得很远，这是我们今后要努力的目标。现在社会保障确实有一部分起到了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但是并不是完全的。有些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还在加剧收入差距扩大。比如社会保险制度，越是收入高的人受到的保障越高，而有些低收入的人根本没有进入到这个体系当中去。
指望完全依靠再分配的手段消除收入差距不现实，可能就是在再次分配当中怎样能够弥补初次分配当中不公平的状况，真正起到收入差距缩小作用的手段，可能在分配当中可能就是税收了，就是尤其是个人所得税的问题。能不能对高收入的人加强一些征管，对中低收入的人减轻税收负担，这也是很关键的。这个不做的话，初次分配当中的差距完全靠再分配来消除是很难的。
所以我觉得在初次分配当中尤其要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个收入提高不上去，我指望再分配手段完全消除这样的差距是很困难的。
焦点四：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没有可以借鉴的？
王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升级
国民收入的倍增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蛋糕做大了才能更好的分配。但是大多数居民收入的来源主要是劳动报酬，它还是主要由劳动市场供求决定的工资水平，。只有“十二五”期间顺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升级，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才有可能在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居民收入的倍增。当时日本居民收入倍增期间也是产业结构的，靠自主创新涌现了一批世界级的公司。
张车伟：让农村更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去是前提
过去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当中，劳动力严重的供大与求，处于无限的劳动供给，这就意味着工资没有增长，尤其是中低收入的劳动者的工资没有增长，实际上并不是没有增长，只是增长的速度比较慢。这样的阶段如果不跨过去的话，我们继续有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话，供求关系决定了很难提高工资。所以我觉得加快农村的发展，让农村有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去，这是前提。这在今后的发展当中保持适度的、快速的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
这个阶段跨过去以后，我们要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保证工资有一个合理的增长，建立一个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这样的话就走入到一个健康的轨道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