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所得税法自1994年实施以来，即将进行第三次修改。此次修改不仅提高了“起征点”，更调整了税率表，减轻中低收入者税负，提高高收入者税负，以更好地实现收入分配。个税起征点提高1000元的依据是什么？生计扣除如何实现？如何降低宏观税负？
本报就上述问题采访了长期研究财政和税收问题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孙钢。孙钢表示，“起征点”调到3000元，两年之内不会过时。
改革方向：归类扣除
从个税改革的方向来讲，统一的扣除标准，怎么定，都会有人不满意。
新京报：这次个税“起征点”上调的1000元是怎么算出来的？
孙钢：按照现在的平均消费支出，测算到2013年，人均消费指数应该达不到3000元，这次调到3000元，大概还能管两年，两年之内不会过时。
新京报：不少声音希望能提得更高一点。现在提高到3000元，意味着应纳税人不到12%，作为一个重要税种，纳税人是不是太少了？
孙钢：我个人的看法是连12%可能都到不了。这12%指的是城镇就业有收入人群，还不包括那些农民工，如果把他们算上，这个比例可能更低了。
个人所得税所起的作用就是调节收入分配，而调节收入分配总是要有一定的征收面，所征的这些税款才能转移给贫困人口。如果交税者过少，它的作用就会削弱。在国外，个人所得税缴税的面比我们高得多。而且，“起征点”什么标准合适，从来没有一个非常客观的标准，都是从自身出发。满足我的需要，我才交税。满足不了，我不应当交税。
新京报：那怎么看待“起征点”呢？
孙钢：“起征点”的含义，只是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我们现在各种统计口径出来的数据，实际上都已经超过了最低的生活需求，已经包含一些享受、福利的意义在里面了。在国外，扣除额比贫困线、补助线稍微高一点，我们离得很远。从今后个税改革的方向来讲，这种统一的扣除标准，怎么定，都会有人不满意。
新京报：那改革的方向应怎样？
孙钢：改革的方向应该按照归类扣除，比如生计扣除，抚养的人口多就多扣除，抚养的人口少就少扣除，采用生计扣除比这种统一扣除要合理的多。我们关注的点，是尽量引导社会公众知道今后的方向，扣除会进一步细化，统一扣除以后可能会分成生计扣除、成本扣除、特许扣除(如对残疾人的扣除)等。
新京报：现在还做不到？
孙钢：现在有的已经有了，只是生计扣除还没有做。比如成本扣除，对承包承租、合伙经营、私人独资企业都有成本扣除。在特许扣除里面，三险一金也是允许扣的，捐赠项目也允许扣，但是对残疾人的专门扣除，还没有明文规定，只是在其他方面，如企业所得税里有所显示。
税率调整“两头不动”
这种改革符合收入分配调整的目标，也符合社会认为富人应多交税的舆论。
新京报：与以往两次只提高“起征点”的修改不同，这次最大的修改是税率级次、级距的修改，明显是为了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提高高收入者的税负，这意味着什么？
孙钢：这次调整，两头都没动，5%不动，45%也没有动。这次调整以后，将起到双向作用。一是减轻低收入纳税人的负担，二是高收入纳税人的负担通过改革增加了。这种改革是符合收入分配调整的目标的，也符合社会认为富人应多交税的舆论。
新京报：从研究的角度看，5%是不是可以再低点，45%是不是也可以再低一点？
孙钢：对于低税率，我们倾向于再低一点，但是这样做有一定的难度，而高税率那一档低一点，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税率越高，越用不上，税率越高，逃税的动机越强。我们考虑把最高的税率降一下，这也显示了对资本的积累、投资的鼓励。
算税负网帖“太极端”
按照他的算法，一个月应该抽70条烟，平均每天两条烟，就是每隔3分钟就一支烟，不睡觉，不吃饭。
新京报：前段时间，网上那个计算个人税负的文章很轰动，算来算去，发现算不出准确的数字。
孙钢：那个我看了，算的过于极端，最高的税率按香烟来算，按照他的算法，一个月应该抽70条烟，平均每天两条烟，就是每隔3分钟就一支烟，不睡觉，不吃饭，可能不可能？他举得例子太极端了，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新京报：这两年，公众对宏观税负的讨论很热烈，网上流传的那个税负的帖子，表达了公众希望广泛减税的愿望。从税负角度看，个税与其他税种之间是怎么通盘考虑？
孙钢：实际上，个税在整个税收盘子里的比重并不高，只占到6.3%，分量不大。现在公众对个税比较关心，实际上反映的只是一部分纳税人比较关心，包括媒体、网民的这样一个群体，正好是个税缴纳的主力军，他们对个税非常敏感，希望能减轻自己的负担，而我们很大一部分群体是不纳税的，他们还达不到2000元，他们在这个话题上，基本上没有透露心声。实际上，这些人并不是没有承担税负，他们对增值税的承担远远大于个人所得税。民众出去买东西，承担了增值税但没有感觉到，感觉到的好像就只有个人所得税。
新京报：从这几次个人所得税的修改来看，个税改革缺乏从单一税种放进整个税制改革框架里去考虑的现状，人们对个税特别关心，而忽略了整个税制的完善。
孙钢：个税只占了百分之六点几，剩下的百分之九十四的东西很少人关切。实际上，我们也应该把社会关注向94%上面引导。在这方面，今后可能会进一步完善。
新京报：间接税占得比重大，算出糊涂账？
孙钢：间接税跟购物买的商品有关系，购买的多还是少。买的多了，负担的税款就多，买的少，负担的税款就少。而且，间接税有个特点，就是富人的消费比例反而是低的，有一部分积累起来了。穷人呢，基本上都花光，等于他的消费率是高的，从这个角度看，间接税是个累退税，收入越低负担越高。
新京报：税制改革能不能提高直接税的比例，降低间接税的比重？
孙钢：一直在朝这方面努力，但是，现在国际上也有不同的看法。直接税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好，而且，税收征管的成本太高，每年都需要大量的时间花在申报上，需要咨询中介机构，税务师、税务所帮你算，帮你申报，花费大量精力。而且，也不会让社会公平有明显提高。
新京报：从整个税制改革来看，今后如何改革？
孙钢：我们今后要调整税负，媒体也关注到了，流转税的税负是比较重的，但这方面有多大的调整空间，也不完全是财税部门一厢情愿的事情。按照现在这种税收的计税方法、会计核算方法，有的时候减了税，价格会不会降低是另外一回事，减了，价格下不来，不是白减了吗？
价格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这个事情，不是很容易，需要做很多方面的工作，需要再理理清楚。然后才能提出一些可行的办法。采写/本报记者 杨华云 实习生 钱烨 新京报制图/许英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