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国人还是以旁观者心态评论着的邻国日本的“过劳死”现象，如今已在我们身边蔓延。“过劳死”不仅仅威胁着在生产线上劳作的普通工人，目前还呈现出向高科技领域、“白领”阶层蔓延之势。
潘洁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很多人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舆论空间里弥漫着无奈、愤慨，更有一种真实的焦虑。 在微博上，有网友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是什么样的工作值得让人献出每天18个小时，卑微地趴在案头，盯着Excel上冰冷的数字，然后不明不白献出自己和家人的希望？”
在位于北京的某跨国IT公司工作的程序员周明(化名)平时工作强度也很大，有时为了按时把程序交给客户，加班到次日凌晨很平常。他告诉本报记者：“现在自己每天都感到很疲劳，真的感觉像黑砖窑里的童工，不停地干呀干，不同是我们的‘砖窑’是写字楼的格子间。”
据智联招聘调查显示，职场人士中，48.6%表示自己压力很大，72.5%表示工作压力已经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其中近六成怀疑自己有轻微抑郁症状。网友mili2010在外资银行工作，她告诉本报记者，由于工作压力大，晚上会做一些噩梦，梦到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或者梦到高考、追杀等场景。有一次梦到第二天要交的作业始终没有办法完成，极度崩溃后突然间醒来，发现原来还在上班。
既然过度加班让白领们如此疲惫，为何还要拼命加班？本报记者遇到的大部分受访者给出的答案是，如今的就业形势很不乐观，找到一份让许多人艳羡的工作已经很不容易，如果连加班都不乐意，万一被开除怎么办？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胡守钧教授向本报记者指出，由于竞争激烈，年轻白领要每天加班才能保住这个饭碗。很多人更是积极主动加班：其原因在于怕在与同事的竞争中处于下风，从而影响自己的事业发展。正像网友们无奈感叹的那样：“如果温饱不愁，哪个傻子会拿着自己的性命去换工资”，“房价飞涨、物价上涨、压力山大、前途未卜，逼着我们拿青春换取面包！”
同时，一些企业有意无意地采取一些对劳动法的规避手段也造成加班现象严重。
根据《劳动法》，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企业如果有违这一工时制度，需要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并且每日加班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并且必须支付加班工资。而现实情况是，一些企业安排给员工过度的工作量，客观造成企业从不或很少安排员工加班、但员工如果不自己加班就没法完成工作任务的状况。
远离透支生命的职场灰文化
缓解白领群体普遍的“过劳”现象，一条有效途径在于制度的完善。
目前我国法定的职业病目录有10大类115种，“过劳死”并不在其中。
而邻国日本，从1994年就开始对“过劳死”进行法律干预。死者家属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向用人单位索赔。2001年底，日本又对“过劳死”相关法规提出修改建议。比如，判断雇员是否因工作过度而死亡时，过去只考察雇员死前一周的工作情况，新规定则考察在最后的2至6个月里雇员每月加班是否超过80小时，以此作为判断“过劳死”的依据。
而中国新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虽然对工伤界定作了调整，但只明确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因为突发疾病死亡的，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的职工可以视同工伤。针对“过劳死”的规定仍处于空白。
“要有立法。”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全兴向《国际先驱导报》指出，因为没有法律规定，劳动部门没办法监察。
除却法律对劳动者的保障，职场中的人们也必须面对现实，从现实出发，适时调整个人的状态，做出自己的选择。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心稳指出：“作为过劳死高发群体的个体，对是否加班和调节自身健康状况，应该有一定理性的思考和认识。”
虽然白领们没有企业家们的大抱负，但也有小梦想。为了自己的梦想，他们身陷繁华都市，在拥挤的地铁公交里努力找一个立脚之地；埋头在写字楼里，面对着电脑一坐就是一天，忘记窗外是雨是晴；穿行在城市的车水马龙，却忘记春天是什么模样，鸟鸣是怎样动听。
针对这种情况，财经评论人易鹏最近在微博上发出“珍爱生命，远离四大”(“四大”指包括普华永道在内的全球四所顶尖会计师事务所)的呼吁，希望人们远离那种不爱惜身体、透支生命的职场灰文化。或者，“商务楼里的黑砖窑童工”们应该听听在与癌症顽强抗争一年零三个月后、于4月19日去世的32岁的复旦大学青年女教师于娟在日记中留下的一段话：“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的加班，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如果有时间，好好陪陪你的孩子，把买车的钱给父母亲买双鞋子，不要拼命去换什么大房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蜗居也温暖。”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宋媛、张梦洁、潘旭 实习记者陶虹发自上海、北京
